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2)06-0187-06 随着中国在全球化语境中的身份自觉，国家形象成为近年来政治学、文化学、传播学的研究热点。何谓“国家形象”?粗略地说，国家形象是指“在一个交流传播愈益频繁的时代，一个国家的外部公众、国际舆论和内部公众对国家各个方面(如历史文化、现实政治、经济实力、国家地位、伦理价值导向等)的主观印象和总体评价”①。在此基础上，笔者倾向于两点。其一，国家形象既是自我镜像中的认定，更是他者视阈下的观照。严格意义上，国家形象的建构只有在文化传播的语境中才成为可能；其二，国家形象既是国家现实的客观呈现，也是媒介建构的结果。随着时代政治经济与文化传播语境的变迁，国家形象呈现动态的流变与改写。 以此视角考察当代华语功夫电影，其对国家形象的文化形塑及跨国传播获得了研究价值。作为唯一有国际影响力的华语电影类型，功夫电影通过对国家机器形象、国民形象、国家文化精神的建构，有效地输出变动中的中国国家形象。当然，有别于报纸、电视、网络等其他媒介的国家形象传播，电影中的国家形象传播“并不是一个社会政治概念直接演绎的视觉变体，也不是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理论中国家概念的翻版，而是指一种通过电影的叙事逻辑建构的一种具有国家意义的‘影像本文’。由这种‘影像本文’所体现的国家形象不仅显现在电影的影像表层结构中，而且也会通过影像叙事体系与社会历史之间产生的‘互文性’呈现在观众的文化想象层面上”②。基于此，本文选择历时性的症候式文本——上世纪70年代的《精武门》、90年代的《黄飞鸿》、新世纪初的《叶问》，考察影像中的国家形象建构与时代的互文关系，而在文化学与美学的阐释与批评中，也试图对当下华语主流商业电影之国家形象建构及有效认同提出思考。 这里，作为考察中心的文本为不同时代的香港制造或港产合拍片，其择取主要有几方面考量。首先，从时间上，电影的出品大致以20年为界，构成了历时的断代观察可能；其次，从市场传播上，作为华语功夫电影的集中生产与跨国发行区域，香港制造的全球市场为国家形象之跨国传播提供可能；再次，从题材上，影片均有列强侵入和英雄反抗的中心情节，这类近现代民族危机视阈下的功夫电影有更大的空间展开国家形象的想象。而香港与内地的关系变迁也从一个侧面体现在港产电影的“中国想象”中。 一、70年代《精武门》：政治认同焦虑下的国家形象建构 作为以华语功夫电影撬开国际市场的前驱，李小龙已成神话。虽然，其主演的港产功夫片仅《唐山大兄》、《精武门》、《猛龙过江》三部，并且基本上是功夫小子惩恶扬善、伸张正义的类型故事，但因其电影中带有奇观效应的拳脚痛击洋人的主体情节，而往往被纳入民族主义维度的批评。而其70年代的电影《精武门》更直接将叙事聚焦于20世纪初民族危机背景下的中国式反抗，从而成为那个时代中国国家形象建构之症候性文本。 《精武门》的民族立场从片头即已确立——一代大侠霍元甲，因挫俄罗斯大力士，败日本武道高手，一洗我“东亚病夫”之辱，名震天下。但不幸为奸人所害，终告不治。面对日本武士送“东亚病夫”牌匾的挑衅，弟子陈真直接复仇，送还牌匾至虹口道场，并让日本武士吞吃纸团。随后踢碎公园门口写有“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门牌，痛击侮辱中国人的日本游客。他又直接打死下毒的田厨师和冯管事，化身人力车夫接载汉奸胡翻译，致其于死地。最后，化身电话修理工人虹口道场，击倒日本众武士和俄国斧头党首领，打死主凶铃木宽馆长。影片结尾，镜头定格在陈真为巡捕房带走，纵身一跃，跳至半空，身后一排枪声。主人公以毁灭成就了悲情英雄形象。 这里，我们关注的是中国的国家形象何以在电影中得到建构?作为一种以叙事为主的大众传媒，电影中的中国形象主要由中国国民形象与中国政府形象构成。当然，这里的形象不仅仅是外在符号性的东西，更是一种内在的国民精神和政府精神。再往下细分，电影中的中国国民形象包括个体英雄与群体民众。其中，电影中的个体英雄往往承载着或理想或超前的核心文化价值观，而与之相对，群体民众则承载着描述国家文化基本生态之功能。 就中国国民形象而言，陈真无疑是电影中的绝对英雄。与早期功夫片中讲求隐忍、宽恕、克制、持重的儒家型英雄不同，《精武门》中的英雄陈真则是进攻型的行动派。面对不义、歧视和暴力，他采取的是直接行动，以暴抗暴。表面上看，其行动之动力是替师傅报仇，颇见传统儒家的忠孝观念，但视其基本的行动面，却是非传统的。事实上，他的屡次行动都是自我决定，并没有和同门商量，或尊崇师傅和师兄的教诲。他遵循的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复仇意识。显然，影片以这样一种复仇小子的躯体胜利给予中国形象中的“东亚病夫”定见以有力的反击。正如有研究者所指出：“李小龙充分利用了电影形式，为民众创造了一种代偿式表达不满的直观形式，为华人百年以来积淤的对洋人的仇恨和怨气提供了一个发泄途径。他的表情、动作、喊叫都被赋予了政治意义，从而把简单的个体暴力政治化。”③而陈真对日本人所说的“告诉你们，中国人不是病夫”，则直接将个体的身体形象与国家形象连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