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206.2；C912.4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2.03.012 一、文化人类学的学术旨趣 人类学也称作民族学，广义的人类学就是指文化人类学，它是研究人与文化的科学，或者说从文化的角度去研究人的科学，影视艺术深受文化人类学的影响。 文化人类学是18世纪前后在欧洲兴起的一门学科，它主要关注各个民族的种族差异、文化习俗，它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为什么18世纪前后西方学术界会兴起这样一种文化人类学呢?我们知道，像英法这些老牌的欧洲国家，他们那时候已经开始变得先进强大，也开始不断向境外殖民，向非洲、亚洲和世界其他国家殖民，因为殖民，就需要了解当地的文化习俗，包括了解各种族间、人种间的差异，这种客观的需要推动了一些学者开始思考这些问题，为本国政府更有效地去统治或者融入当地文化提供理论依据，这是一种现实发展的客观需要。 但是我们说对于其他种族、其他人种，包括对其他民族文化习俗的了解也体现着人所共有的好奇心。作为人类，我们本能地希望了解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国家，他们有什么样的文化，这些文化是如何形成的，他们的文化为什么跟我们不一样等问题，这也是一个很自然的人类认识过程。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各种文化千姿百态，千差万别，这些差异是怎么形成的?扩而大之，每一个民族的文化进化、制度进化有没有一定的普遍的规律?为什么直到21世纪的今天，世界上不同国家的差别依然这么大?比如一些国家能够建立起民主制度，而一些国家和地区却仍然处于比较落后的状态?这是由什么决定的? 我们说人类学已经广泛涉及这些领域。其实，在文化人类学诞生之前，西方思想家就对与此相关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比如意大利思想家维柯(1688—1744年)写过一本《新科学》(1725年)[1]，这本跨世纪的著作讨论了文化进化、制度进化的问题。维柯认为文化是人类创造力的一种表现。比如，在人类社会中，不管民族多么遥远，多么原始，都会保存某些文化形态，例如人一出生要有洗礼，结婚要有婚礼，死亡要有葬礼，这就是一种习俗，一种文化，不管一个民族如何原始，如何落后，在这一点上却是共同的。这样一种习俗或文化实际上是一种最初的制度建构，这种制度建构就是为了避免使人类回到那种野蛮的状态，这里表面上是在探讨文化习俗问题，实际上是在探讨人类社会最初的制度起源问题。 又如，孟德斯鸠(1689 —1755年)的《论法的精神》(1748年)这部著作也比较深入地探讨了世界上各地各个民族的习俗风俗形成的影响因素[2]。他很大程度上把世界上各地不同民族的习俗风俗形成的影响因素归结为地理因素、气候因索，他甚至认为气候的炎热与寒冷，地处寒带或地处热带也会影响一个民族的性格。再如，英国大历史学家汤因比(1889 —1975年)写了一本非常有名的书，叫作《历史研究》[3]，他在这本书中把文明的产生也归结为地理因素，他认为文明诞生于人们对艰苦环境的应战和挑战，各个民族对环境的应战和挑战的机制是不同的，这种机制的不同决定了各民族文明发展进程的差异。 黑格尔(1770 —1831年)在《历史哲学》中也对各个民族的历史进行了广泛而深刻的比较研究，在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中[4]，所谓历史的比较很大程度上就是民族文化和民族性格的比较。比如，他谈到中国的民族性格，对中国的民族性格不抱乐观态度的，有很多负面的评价，这也是西方对当时中国认识的一个必然发展。我们知道，在黑格尔之前，法国启蒙运动时期的伏尔泰、狄德罗对中国的文化是顶礼膜拜的，其实那时中国的文化确实是比较先进的，建立在农耕文化基础上的那样一种体制，那样一种伦理也是非常进步的，尤其是沿袭了几千年的科举制度确保了在这样一个千年帝国中最优秀的人能够通过科举考试进入到仕途，能够参与国家的管理，而不问家庭出生，正是靠着这样的科举制度，皇帝能够保证选拔到最优秀的人才，帝国得以延续，而在欧洲的很长一段历史时期中，它们搞的是世袭制度。但是西方文化和制度在不断进步，它们先后发生了深刻的思想革命、科学革命和社会革命，我们中国在文化和制度上开始落后了。黑格尔敏锐地察觉到了中国的这种停滞，所以在《历史哲学》中他对中国文化和制度，包括对中国人的性格和心理作了非常负面的评价。黑格尔非常关注世界各地各民族的这种民族性格是如何形成的，他的著作《历史哲学》其实就是用比较的方法来研究世界各地、各国各民族的不同的性格差异，当然它带有白人中心的思想，实际上很多人认为黑格尔的思想也为后来纳粹种族主义埋下了思想祸根，黑格尔认为日耳曼民族是最优秀的民族，实际上种族主义是有其历史上的思想渊源及思想脉络的。 像人种差异、种族差异、文化差异甚至于各个不同民族的制度差异，这些东西都是人类学研究的课题。关于人种差异、种族差异、文化差异的研究其实已经有很多年的历史，只不过18世纪兴起的人类学对此进行了更为精细集中的研究而已。 二、早期文化人类学纪录片 当电影艺术发明之后，一些电影工作者就比较早地利用摄影机、摄像机来记录各个民族的文化、习俗、语言和制度，形成了我们所要谈的文化人类学纪录片。所谓文化人类学纪录片，我们说主要是应用文化人类学的一些思想、观点和方法作为指导，拍摄的一些纪录片，这些纪录片都是关注某些特定民族的文化、习俗、当然也包括不同民族的制度[5]。 20世纪初期开始，西方一些电影工作者开始应用电影手段去记录这些不同民族的生活习性、生活习惯、风俗、语言、宗教以及艺术这些东西，开始关注这些东西。我们知道电影作为一种很直观的艺术，很适合去记录和表现这些东西。早期最著名的文化人类学电影编导是美国纪录片大师弗拉哈迪，弗拉哈迪出生于一个采矿工程师之家，后来他自己也成为了一个采矿工程师。弗拉哈迪(1884—1951年)是一个比较具有反叛精神的人，一个西方文化的反叛者，在上个世纪初，他已经感觉到西方工业文明对其他偏远少数民族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形态的影响，后来他投身于纪录片导演这个行当，他认为很多少数民族的习俗有其独特的价值，不应该被西方工业社会所侵扰。他在长期的交往过程中认识了一些生活在北极的爱斯基摩人，他们又叫因纽特人，这些人生活在北极严寒的自然条件下，主要是以捕鱼为生，千百年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渔猎文化，于是他萌生了拍摄爱斯基摩人的想法。他和他们生活了很长时间，真实地记录了他们的日常劳作和习俗，尤其是为了生存去捕鱼的艰辛历程，拍摄了一部电影纪录片《北方的纳努克》(1922年)，这个纪录片获得了很大的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