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租界不仅是国产电影制作、发行、放映的垄断性空间，而且是电影藉以言说时代、社会和民族的焦点空间。正如哲学家李石岑1934年写道：“在资本主义发展到尽头的现代，在各种矛盾尖锐化的现代，要想抓住时代发展的核心，恐怕只有上海是最适当的地点吧！”①因此，讨论20世纪30年代国产电影的思想艺术风貌，不能不考虑到洋场趣味的制约作用。 1935年姚苏凤(编剧、导演、编辑、电影评论家)发表《妇人之恩宠——电影》一文，指出了电影格外恩宠妇人的状况及缘由：“电影是妇人的电影”，妇人的魅力统领着电影，妇人的趣味影响到影片的票房，因此，“环绕着妇人之生活，我们的电影才更有其胜利之把握”②。在崇尚浪漫时尚的上海，在男性人口远远多于女性的上海，自然对银幕上“妇人之魅力”有着更迫切的需求。在上海去电影院看电影的观众，“不是为着银幕上的女人，便是为着黑暗中的异性”③。连左翼电影评论家也不得不承认，“因为客观环境的关系”，1933年“以女性为主的暴露影片就成了中国电影的主流”④。“以妇女问题为主题”的电影，“已经不单将妇女当作作品的题材，而严肃地接触到妇女解放问题与整个社会问题之解决的关系”⑤。电影编导把妇女与社会、民族问题联结叙述，并不一定是主动选择的结果，许多情形下倒是妥协的结果——对电影市场的妥协，对电影检查制度的妥协。例如，左翼电影《自由神》(夏衍编剧，司徒慧敏导演，1935年)的主题是“争取我们民族的自由解放”，主题歌《自由神之歌》即表明了这一点，但影片却披上了一件“妇女问题”的外衣。当时就有论者指出，《自由神》“从女性的一角去作画面的表现，也许是如今不得已的办法”⑥。无论是主动选择还是被动妥协，最终都造成了30年代女性电影⑦的风行。 谈论女性电影，应当从人物开始。人物在叙事中的意义不可小觑，正如托马舍夫斯基所说：“人物是一条导线，它使清理母题的乱团成为可能，并允许它们被归类和整理。”⑧同理，探究女性电影中的女性形象，是进入女性故事与影片主题的重要途径。30年代女性电影中的主要女性形象趋于类型化，涉及的类型不外乎摩登女郎、小资产阶级女性、女工、贤妻良母等几种。当然，并不是说30年代的上海只存在这几种类型的妇女。女性电影主要讲述这几类女性的故事，是由于时代精神的规约。 女性形象的类型化，造成了电影中人物组合的模式化倾向。人物的组合不是随机的、偶然的，而是包含编导的各种考虑。绝大部分女性电影并没有推出鲜明饱满的女性形象，女性电影也主要不是通过性格而是依靠环境与事件来推动情节发展。在女性电影中，环境、事件的组合与人物的组合具有同一性，互为镜像，相互阐释。人物组合模式对于女性电影的情感表达和主题生成，显得至关重要。对人物组合模式进行解读，可以了解女性电影如何试图在洋场趣味、左翼观念、党国训导和人文追求等话语之间寻找立足点。 30年代电影的女性人物构成模式主要有“三个摩登女性”模式、“一男两女”模式和“两姊妹”模式。女性人物的构成模式很大程度上规约了影片的风貌格调。 一、“三个摩登女性”模式 其实，上海观众的电影审美需求与“左联”的观念诉求并不完全一致，这将影响到左翼剧作家对女性人物组合模式的选择。主题和风格切合左翼观念的影片，往往与观众的趣味习惯存在明显的隔阂，也就难以满足上海观众的欣赏趣味。例如，明星影片公司1933年出品的《春蚕》(夏衍编剧，程步高导演)，改编自茅盾的同名小说，是中国新文学作品搬上银幕的首次尝试。影片“因着太忠实于小说原著以致失去了剧的激发性，在营业上大大的失败”⑨。左翼剧作家对电影的娱乐性以及上海观众的审美趣味应该是熟悉的，也应该明白置之不顾可能导致的后果。因此，在上海观众向来偏好的女性电影中，左翼观念对租界风气的妥协便不可避免。 “一·二八”事变之后，尽管“专以‘玉腿酥胸’为号召的影片”受到人们的抨击，尽管茅盾呼吁“编制几部‘抗日战争’影片”⑩，尽管1932年五位左翼权威作家借《地泉》重版的机会对“革命加恋爱”模式进行了清算，然而，“一·二八”周年后，左翼剧作家奉献出来的还是革命与爱情相结合的电影故事，是“确能和舶来品的‘玉腿酥胸’斗一斗”的《三个摩登女性》(田汉编剧)、《狂流》(夏衍编剧)与《城市之夜》(贺孟斧、冯紫墀编剧)(11)。 左翼剧作家难以与洋场趣味彻底决裂，他们通常有着浓厚的小资情调，被戏称为咖啡店里的“革命文学家”(12)、“跳舞场里的前进作家”(13)。左翼电影想要兼顾洋场风气、个人趣味与左翼观念，对照与嬗变的手法就成了常用的叙事策略。左翼剧作家编剧的女性电影，通常涉及几个不同类型的女性，几个女性形象的思想倾向、命运故事相互映照，从而构成了意义参照体系，左翼观念在参照中透露出来。要而言之，新女性观念的阐释在影片中是以系统的方式出现，影片的主题是讨论式的。在身体修辞和场景设置上，繁华的城市景观、暧昧的舞场、豪华的客厅、时尚的服饰、妩媚的表情、大胆的调情、女性的曲线、男性的肌肉……是女性电影不可缺少的元素，它们拼凑起上海租界的文化风尚图景，应付着上海观众的审美胃口。与之相对照，破败的农村、逼仄的亭子间、阴险凶残的富人、走投无路的职业女性、备受欺凌的工厂女工、去性别化的革命女性、汹涌的工人群体……同样是影片常常涉及的元素，它们既发泄了民众对上海地狱的不满，又表达了左翼人士的观念诉求。总之，女性电影试图把时代主题与租界风尚调和在一起，既迎合摩登上海又兼顾左翼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