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电影学者卡塞提在其《1945年之后的电影理论史》①书中，将相继提出的电影理论概分为三期：本体论、方法论与特殊论。的确，基于一般印象，很容易而合理地将这三个时期分别联想起：克拉考尔和巴赞所关注的电影影像本体论、麦茨引领的电影符号学、后现代流行的特殊社会主题如女性主义理论和后殖民话语等。本来，像这样的印象式分期，只要有助于对理论史做一般性的认知，确也让人无可厚非，且还要乐观其成。尤其必须赞赏的是，书中介绍二战之后的电影理论，内容竟是如此的丰富详实。然而，当卡塞提在书中提出许多方法论上的术语，并特别是将这三段理论史总结为“认识论的断裂”时，显然即有必要以更严肃的态度，重新检视其理论史。 实则，这三类理论各有其先在的哲学背景，并有其相衬的学界和社会环境。但这些现实语境常有着多方面的叠置，并非截然分明；相对地，这三类理论虽然各有范畴归属，却也有种种的联系。我们将在下面先浅介这三类理论的相关语境：其所涉范围的描述可以极其庞大，但就本论文题旨与篇幅而言则又需予节制，因此将以法国经验作为诠释循环的重点。第一单元主要便在简述法国战后的理论环境，因只算是一个篇幅较小的语境引介，因此立之为“引论”部分。 其次，卡塞提向阿尔都塞借了“认识论断裂”②的术语，但就此术语的应用而言，卡塞提在这里只能是一种隐喻，而且还是极其负面的断章取义。换句话说，卡塞提不但背离了原来的意思与用法，还让自己理论史距离一般认识论的旨意更为遥远——尽管真正问题在阿尔都塞的认识论已经充满了问题。基于篇幅，我们仅能以合理的方法论，于第二单元检视卡塞提理论史分期的意义与问题，而暂时无法论及阿尔都塞本身的问题，特别是他先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读，进而是对“认识论”的无限上纲——只管将它认定为“科学方法”的代名词，再假借结构主义术语进行论述而引发许多含糊性话语。显然，卡塞提三期理论虽说有一定道理，却是无论就其内在缺失或外部空缺，都容有理论史的其他可能。 一 法国式的诠释循环引论——自1945年以来 1945年，西方国家从现代逐渐转向后现代。尽管不同国家有不同的社会进程、意识思潮与文化展现，但是法、德主导的人文思想似乎是相当长期的西方主流。以卡塞提三阶段的电影理论史而言，细究其内容与哲学背景，能看到其所谓的本体论，涉及了法国巴赞着力的本体论，而直承着德、法的现象学——存在主义；方法论走进了法国的电影符号学，而其前、后两阶段固然紧连着巴黎的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却毕竟也离不开诠释-现象学的范围；特殊论像是扩大到诸多类型的世界性电影话语，这样既有各类专题性电影理论，也有众多联系上文化研究、女性主义、后殖民论述等的电影话语，然而其基本背景却似仍要回到较早开始的法国后现代主义。 其实，卡塞提区分的电影理论三阶段并未与哲学思潮完全同步，其配合三阶段论所采用的认识论“断裂说”也不太恰当。但是，为了让后面正文部分的探讨不离现实太远，我们在这引论部分不妨暂借其分期年代，唯亦适时点出相关的时代背景、哲学思潮乃至电影理论史方法论的可能联系与歧异。 (一)本体论时期(1940年-1959年) 二战的结果，将耻辱留给了欧陆的法西斯国家，也留给了过早投降的法兰西。面对这一场举国性梦魇，未曾参战的哲学家如萨特、梅洛-庞蒂等人，很快即从存在主义找到解脱的说辞③：过去曾屈从于某种恶劣情境，这固然不好(如战败时未起来抵抗)；但只要能超越当前新的坏情境(如批判并反抗右派资本主义政府)，就能建立起自己的本质，获得真正的自由，而重新寻回做人的尊严。用存在主义的术语来说，即在还没有意识到自由的意义时，人往往局限于既有社会加之于他的制度性本质，从而失去了个人建构自由的本质——这时是“存在先于本质”；一旦人认识到所处社会的恶质性，他决心超越这样的社会，从而自由地建立了其真正的本质——即为“本质超越存在”。这样，或即能了解，何以存在主义也会被称为本质主义。 存在主义这种本质观稍后似变形地影响到了电影学。1950年左右，法国《电影手册》创刊，主编巴赞从两方面来确立新的电影本质：一是就电影的工具本质而言，他提出了照相本体论，并赞赏某些导演以长镜头、大景深等手法，来彰显客体并突出现实；再就电影的社会本质而言，则是自然地写出一册意大利新现实导演专辑④——的确，战后还能适时地对应起存在哲学的电影流派，恐怕也只有意大利那揭露破败社会真相的“新现实主义”。 巴赞这一系列导演取向的写作范本，领出了《电影手册》一批年轻记者的“作者论”话语。的确，在电影界里，还有什么能比“导演”更易呈现出超越恶质社会(电影界或整个社会)，进以展现新本质、新社会的建立呢？这些年轻人认识或想象到作者导演的宏伟意义，全心全意也想起而效之：他们对好莱坞体制下的导演群多有揄扬，而对法国相对陈腐的体制则不断批判。几年之后，这几位年轻人纷纷以处女作赢得国际大奖，并诱发了电影界大举起用新导演的酵素，造成了1960年前后的法国电影“新浪潮”。 这时候的法国正进入所谓的后现代时期。就经济面来看，这其实与当时纷纷进入后工业时代的西方社会密切对应。传统的工业必需品既已获得普及，现在需要的是与众不同的满足；对温和的资产阶级来说，这满足常只需要些微的差异游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