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批判”是毛泽东时代特有的治国方法，是“文革”的三大任务——“斗批改”的核心。其理论基础是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主力军是知识分子，平台是大众媒介，形式是口诛笔伐，方法是上纲上线和“影射”、“索隐”。大批判改变了国人的思维方式和心理结构，塑造了新的语言和文风，形成了中国特有的文化。 大批判有一个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1949年的批判美帝文化到1951年批判《武训传》是它的雏形，1952至1955年的文化/文艺批判运动是其发展，1957年的“反右”运动到1964年的批判“毒草”影片使之走向完善。“文革”中，大批判在理论和操作上都有了新的发展：职业性的大批判组织——写作组出现，群众组织加盟，“大字报选登”成为报刊的新政。 电影大批判是大批判最重要、最热闹的领域，它由上下两种力量推动，上边是以江青为首的激进派和他们领导的写作组，下边是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造反组织。上边的作用是“挥手指方向”，下边的作用是“拿起笔做刀枪”。电影大批判是中国特有的电影批评，它改变了电影的形态，对样板戏电影的出现，对“文革”电影的创作都起了重要作用。 一“我们是旧世界的批判者” 1966年6月8日，在“五一六通知”见报的23天后，《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我们是旧世界的批判者》，社论宣布：“七亿人民都是批评家。”这一说法并不算过分夸张——两年前，全民性的电影大批判就已经开始。1964年8月29日，根据毛泽东对文艺的两个批示，中宣部发出《关于公开放映和批判影片〈北国江南〉、〈早春二月〉的通知》。“毒草”电影大批判在全国展开。半年后(1965年4月22日)，毛泽东批示：“可能不只这两部影片，还有些别的，都需要批判。”中宣部随即发出《关于公开放映和批判〈林家铺子〉、〈不夜城〉的通知》。电影大批判向深广发展——《抓壮丁》、《兵临城下》、《红日》等影片也遭到公开批判。 这一波电影大批判的规模之大，时间之长，远远超过了1951年和1957年。它批判的也不再限于改良主义、封建主义、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而上升到资本主义复辟、和平演变和修正主义宣扬的人性、人情、人道主义。要批判这些东西，就得挖出它们的老根——苏联电影。为此，“中国采取各种方法，通过各种途径，如通过朝鲜和罗马尼亚等国，购进了一些供批判用的影片，突出批判影片中混淆正义与非正义战争、夸大战争苦难、宣扬活命哲学、战争恐怖论等修正主义倾向。如《第四十一个》、《雁南飞》、《一个人的遭遇》。这些影片经译制后，供领导及各界参考，内部放映”①。 这一批判为1966年2月江青主持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奠定了基础。这个会议产生了一个重要文件——《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下面简称《纪要》)。这个被毛泽东多次修改的文件后来成为“文革”的文化纲领，并为长达十年的文化大批判提供了根据。 常识对这一批判进行了力所能及的抵制——1966年3月，上海市委宣传部长杨永直问中宣部副部长许立群：“上海要批判一批坏影片，包括《女跳水队员》，行不行？因为影片里面有大腿。”许请示彭真，彭冷冷地回答：“你去问张春桥、杨永直，他们游过泳没有？”②常识抵抗不住威权，中宣部很快就摸到了《纪要》的底，“4月7日，林默涵在全国专业创作座谈会上讲话，大量套用了尚未公开发表的《纪要》内容(后被造反派批判为‘剽窃’)，批判三十年代文艺”③。在此期间，江青为落实《纪要》而奔忙，她既要跑上海，布置批三十年代的文艺④，又要关照总政治部召开的全军文艺创作会议⑤。这个创作会议仿照江青搞《纪要》的办法，看电影，找黑线，“共看了上百部电影”，内容有三：一是三十年代的影片；二是新中国成立后的影片；三是苏联影片。这些片子统称为“封、资、修”或“毒草”。“肯定的只有几个样板戏。”⑥江青在总结报告中告诉人们，会议所看的68部国产片，除了《南征北战》等七部片子之外，其它61部都有问题，有的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毒草，有的宣传错误路线，有的为反革命分子翻案，有的丑化军队干部，有的写男女关系、爱情，有的写中间人物⑦。这个会议的“贡献”，是对“政治索隐法”的推动——“文革”中写作组和群众组织在批电影的时候，基本都使用这种手法，遵循着凡是社会主义建设题材，所犯的错误必定是宣传资产阶级人情、人性；凡是革命历史题材，所犯的错误必定是歪曲历史，违背阶级路线，歌颂反动人物，违反毛泽东思想的模式。 此后，全国各大报刊迅即掀起了更大的批判热潮。十七年生产的650多部故事片被说成是“毒草丛生”。两年前已经受到批判的电影著作，程季华主编的《中国电影发展史》、瞿白音的《关于电影创新问题的独白》再一次被拉上审判台。苏俄电影以及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表演理论也被戴上修正主义、资产阶级的帽子遭到公开批判。根据《纪要》的精神，从1956年开始放映的三十年代的优秀影片也遭到禁映。这一波大批判也为“文革”做了多方面的准备，这种准备不仅包括舆论、思想，还包括实际运作和社会心理。正如《人民日报》所期待的那样，在此后的十年里，七亿被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批评家”无可逃避地卷进了大批判的旋涡之中，而电影则成了写作组和造反派最能发挥想象力的领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