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子：一个日本链接 对于中国早期电影的发展，欧美电影与所谓“鸳鸯蝴蝶派”文学无疑是两大文化资源，近时这方面的研究逐渐增多，着重考察的是20世纪20年代之后的状况。①本文要介绍的周瘦鹃一身兼及这两方面，却把我们带回更早的20世纪10年代，严格来说中国电影尚处于酝酿的年代。作为蜚声当时的言情小说家，其作品浸润着本土文学的抒情传统，他也大力从事西洋文学的翻译，业绩卓著；作为印刷媒体的从业者，他善于把握都市脉搏，形塑都市时尚。周瘦鹃没拍过电影，却是个不寻常的影迷，不仅看了大量欧美电影，且追踪其发展轨迹，在接受、传播世界电影文化方面，他是“俗语现代主义”的先驱者。对于早期中国电影文化，这几件事难以忽视：从1914年《礼拜六》杂志上《阿兄》的短篇小说算起，②他最早发表“影戏小说”；1915年在《中华小说界》上最早介绍美国好莱坞女星玛丽·壁克馥(Mary Pickford)，并启用了“明星”一词；③1919年在《申报》上连载《影戏话》，首先引入法国卢米埃尔的Cinematograph概念；1922年2月《申报·自由谈》上《记〈海誓〉》一文可视作最早具有专业意味的国产片影评。④这些都具有开创意义，并影响到后来的发展。本文对周瘦鹃在20世纪10年代～20年代的从影活动略加论述，重在说明由于中国的特殊政治与社会条件，早期电影发展中思想和文化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而像周氏那样的新式“文人”更发挥了在启蒙与娱乐、传统与现代、本土与世界之间的调适功能，这对于今天的中国电影的发展或许仍不乏认识价值。 与日本比较，中国电影起步晚。与中国一样电影在1896年进入日本，随着欧美电影的放映，日本电影制作亦步亦趋。据山本喜久男《日美欧比较电影史》一书，在1910年之后数年间生产了大量喜剧短片和特技打斗的连续长片，把汽车、飞机等搬上了银幕。“日活”影片公司在1912年成立，1916年美国环球影片公司在日本设立青鸟影片公司，至1920年拍了123部故事片，启迪了日本电影的现代化进程。⑤日本电影能得到持续稳定的进展，是自1868年明治时代以来拥抱西方文明及资本主义经济得到长足发展的结果。 学者们常把中国电影的迟缓归之于缺乏技术和资金等原因，若与日本的情况比较，也凸显了特殊的思想背景，存在观念意识与人才资源的问题。自甲午之后中国知识分子开始转向西学，随即投入了压倒性的救亡与启蒙的浪潮。正是在20世纪初的日本，大批留学生聚集在孙中山、梁启超、章太炎等人周围，通过报刊杂志鼓吹反清舆论，围绕“革命”、“汉族”、“黄帝”等主题众声喧哗地建构了一套现代国族“想象共同体”的话语，为辛亥革命提供了理论基础。⑥ 其实外国电影在华放映，日本人也插了一脚。刊登在1909年《图画日报》上的在四马路上敲锣打鼓为“西人”影戏做广告的那张图，为我们熟见。同一年“时事报馆”刊行一张图，题为“日本影戏停止锣鼓”，说：“本埠英租界四马路向有日本影戏数家，每至黄昏时，钲鼓声喧阗恬耳”。⑦至20世纪10年代末上海一些短暂存在的不算，有十家左右电影院，多为外商所经营，其中东京活动影戏园和东和活动影戏园由日本人经营。据1913年～1915年东京活动影戏园的广告，放映影片“日本新剧”、“日本新派喜剧”等，皆为日本影片。⑧ 在茶园、戏园里中国观众早已形成，而电影院面向新的观众，如维多利亚影戏院、夏令配克影戏院等票资不菲，光顾的多为洋人；从公共卫生、文明守则及个人观赏体验等方面带来了新的电影文化，⑨某种意义上是由俗向雅的转型。同时外国影片源源不断而来，展示出世界影坛的迅速变化：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好莱坞占据了市场主流，电影片种由滑稽、侦探转向故事长片，观念上也经历了从杂耍到确立其艺术地位的演进过程。在这样电影急需有识之士加以认识与提倡的背景里，《游戏杂志》、《礼拜六》之类的流行杂志的崛起对于新的电影文化起了推动作用。 这在晚清以来的思想背景里更具意义，像包天笑、王钝根、陈蝶仙、周瘦鹃等人都是革命团体“南社”中人，具有西化、开明倾向的一派。如包天笑在清末即积极从事小说创作和外国文学的翻译，任《时报》主笔期间，大力鼓吹立宪和地方自治；当武昌首义发生，他热情支持“革命军”推翻清廷，建立共和。正由于民国初建、革命告一段落之时，他们转向文化建设，或办报纸副刊与杂志，或成为职业作家，切入都市生活和大众心理，在启蒙、娱乐和商业机制的驱动下，电影自然进入他们的视域，成为都市文学文化现代性的有机部分。 1913年郑正秋、张石川与亚西亚影戏公司的依什尔合作，摄制了包括电影史上经典之作《难夫难妻》在内的不少短片，⑩却不再继续下去，影缘短暂，令人惋惜，其实难怪，那一年在他们带领下文明戏热火朝天，被誉为“癸丑中兴”。(11)如《恶家庭》之类揭露旧制度罪恶、鼓吹家庭改良的剧作，大获成功。包天笑的翻译小说《空谷兰》、《梅花落》被改编演出，周瘦鹃也被请去客串演出《血手印》，而包天笑、周瘦鹃和王钝根、陈蝶仙也无不去帮衬，发表了很多剧评。(12)有趣的是次年郑、张创办《新剧杂志》，第二期刊出《中国最新活动影戏段落史》一文，介绍了亚西亚公司拍摄的影片，并刊出他们拍戏的照片，似对电影难以忘情。确实在这当口，这批南社知识分子对电影认真起来。1916年陈蝶仙在“影戏小说”《火中莲》中声称：“活动写真其功用实与小说等，而活泼变幻，足以鼓动观者兴趣，则尤过之。”鼓吹电影已先声夺人。同年周瘦鹃在《〈小说名画大观〉序》中要求小说无论在描画风景或人物时，“无不跃跃纸面，如活动写真”。与陈蝶仙一样认为电影比小说更为有趣，所以要小说向电影看齐。这是电影带来的刺激，而在与小说的比较中对于电影这一新媒体的潜力有了共识。有点特别的是周、陈两人都是用“活动写真”一词，当然是从日本来的。(13)值得注意的是，也正是在1916年，张石川、管海峰以幻仙公司名义导演的《黑籍冤魂》，从中国电影自身的发展脉络来看，这是真正具有本土意识的拍片尝试。(14)这与陈蝶仙、周瘦鹃对电影的新认识之间应当有某种内在的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