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种现象都需要文化的理解与阐释，尤其是对一个从弱小到强大的国家形象来说，更需要文化解释、确证这一变化的内在逻辑，梳理其背后的意义，进而确立其“合法性”。德国著名社会学家乌尔利希指出，中国人尚没有就自己的崛起对他人产生的影响进行思考①。这一说法不仅表现了中国形象本身塑造的严重滞后及其建构国家形象意识的薄弱，而且显示出国内外感知中国经验的差异之悬殊。 与西方那种经受市场自由竞争与磨砺形成的“传媒帝国”不同，新中国传媒在过去几十年的发展中经历了国家政治强力介入的阶段，但21世纪以来，政治资本、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之关系发生了意想不到的改变。就电影产业而言，在国家提倡的“绿色经济”、“文化创意产业”理念的引导下，电影产业迅速走上社会发展的前台，政治资本与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出现新的整合趋势。如果说，美国电影产业遵循了一条以文化产业运作来达到经济获利(“量”的积累)目的，继而在国际范围内完成意识形态传播(“质”的飞跃)的话，那么，中国文化产业则呈现出在政治资本大力推动下经济资本获得前所未有的强势地位，从而引发经济权力话语越界、位移，并促使电影这一文化场域发生结构性变化的态势。政治资本、文化资本纷纷试图转向经济资本，后者在电影产业中“一家独大”，而各种优势资本前所未有的整合与强化，导致了如“中影”、“上影”、“华谊”、“新画面”等数家性质各异、且具市场竞争力的影视集团公司的出现，它们相继推出了一系列的“主流商业大片”，似乎有助于国家形象的塑造。但是，我在这里不得不指出的是，这种资源整合及其表现形态无不是以经济资本的消费逻辑为轴心，电影产业中的文化资本，作为社会中“被统治的统治阶级”，在自身领域内难以承受经济资本与政治资本的双重压力，越发呈现出人生内涵、理想价值以及人文情怀趋同且空泛的现象。而电影产业内部经济资本的异军突起所导致的产业结构失衡，加之感官刺激、情感至上的消费主义泛滥，严重影响了当下文化资本的积累与创新。正由于缺乏足够的文化资本及其增值的价值诉求，电影产业难以有力地参与阐释“中国崛起”这一重大的历史工程。在如此的文化语境中，建构刚健、理性、健康的国家形象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一、电影的新类型：主流商业大片 新世纪以来，与文化其他领域的产业化相比，电影产业更为迅速地崛起，已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国内票房2009年62.06亿元，2010年即突破百亿大关；在全球电影市场近年平均增幅8%左右的情况下，中国在2009年同比增幅42.96%，已成为全球票房增长速度最快的市场之一②。这一系列的数据足以显示：电影产业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亮点。在中央与地方各级政府大力扶持、推动下，电影产业不仅吸引了嗅觉灵敏的经济资本的关注，而且也成为了国家意识形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承载者。我们看到，国务院从“振兴文化产业”到“繁荣电影产业”，连续出台世纪布局、战略规划等指导性意见，显示出电影等文化产业，因科技含量大、附加值高、能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等行业特点，在激烈的竞争中具有较大的赢利空间。电影产业这一突出的经济优势，在新世纪经济转型、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高度上，得到了国家的肯定与支持。在2010年国务院颁布的《关于促进电影产业繁荣发展的指导意见》中，电影产业被正式列入新世纪国家战略产业，并在一系列指导性政策和措施的扶植下，将在融资规模、渠道上得到更大的支持。时任国家广电总局新闻发言人朱虹说：“电影产业如果要想再上新台阶，真正成为有影响力、竞争力的文化产业，金融资本的介入成为不可或缺的环节。目前，中国电影产业的发展态势，已经具备了和金融资本对接的条件。”③可以想见，在集中体现经济资本增值欲望的数字经济/金融资本的大力介入下，电影产业势必出现政治资本转换成经济资本的更为显著的倾向。 然而，政治力量推进文化产业发展的现实状态，文化产业中政治资本的特征，在国内研究中尚未得到足够的重视。事实上，即便在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布尔迪厄那里，政治资本也没有单列出来加以对待。他强调的是统摄了如社会资本、文化资本、经济资本等各种资本形式的权力场④，虽看到权力场中可能性力量之间的斗争，但仍只是以社会资本涵盖政治资本，忽视政治势力进入经济场域的资本力量。“社会资本是实际的或潜在的资源的集合体，那些资源是同对某种持久性的网络的占有密不可分”。具体地说，社会资本产生于家族、部落、学校、党派等整套体制性行为在社会网络中的权力交换，“它使得行动者以自己的权力所占有的资本产生了收益增值效应”⑤。可以看出，在布尔迪厄上面论述中，政治资本“隐而未显”。其实，政治资本虽然属于社会资本，但其强烈的权力意志远非一般的社会资本可比；它作为一种结构性力量，能够强力贯彻国家意志，有效分配公共资源，并“持久性”地占据社会网络，成为社会资本中最为核心、也是最具增值力的部分。进而言之，政治资本所具有的强制性的“结构因素”，构成散布于无形的关系网络之中的体制性力量。它隐藏在各种类型的资本中，潜在而深刻地决定了其他各种资本的内在结构形态和动作，“掌控”甚至“决定”了各种资本的力量对比及其社会影响。因此，当它积极转换成经济资本时，势必会爆发出巨大的难以遏制的能量。 在我看来，当下中国电影产业如此跳跃式发展，根本原因在于政府的介入，即政治资本积极参与到经济资本的运作中。这突出表现在被称作电影领域的“国家队”。比如，国家整合中国电影公司、北京电影制片厂、中国电影合作制片公司等八家单位，重组中影集团，建立了包括创作、制作、发行等国内最完整的产业链，使其成为本行业内的龙头企业。在访问中影集团副总经理史东明时，尹鸿认为：“‘中影’具有特殊的行业地位，在电影行业也具有比较特殊的政治地位，许多民营的、海外的、境外的公司都愿意与‘中影’合作。”因此，“人们甚至有些担心，‘中影’从投资到制作到院线，都完全形成强势产业链，是否会形成垄断，影响其他企业的发展”⑥。客观地说，对中影集团以强势的产业链“垄断”市场的担忧广泛存在于电影行业中，其他影视公司很难与之竞争。即便是面对上影集团的所谓的“高利润”挑战，史东明也十分自信地说，中影集团的利润是从“拍片子”的主业获得的，不包括电影频道的利润。“如果把频道的账并过来，我们每年至少是十来亿元的利润”，远远超出上影集团5000万的年度利润。他还介绍说，其他电影集团、公司与中影集团“竞相合作”，合作的主要原因是看中了中影集团突出的“营销宣传”和“发行能力”⑦，但是“营销与发行”均是借助社会网络、关系渠道，这显然是中影集团将独家占有的“政治权力”转换成“经济利益”的集中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