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学院身份政治 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世纪里，社会阶级问题被推到了电影及相关文化现象的理论研究的边缘。女性主义和其他性学研究、由有色人种发起或者代表其立场的研究项目，改变了人文学科。但是，尽管话语边界得到极大延展，阶级话题却完全变成不可言说之物，同样，认为社会主义有可能促成妇女、黑人以及实际上所有被压迫阶级共同斗争的想法，对大众和知识分子的想象的影响力逊于20世纪的任何其他时期。这里首先值得谈谈工人阶级遭受的全球性重创，因为学术思潮既反映又助长了它。② 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的倒塌以及前苏联支持的东欧政府的迅速倒台，到处被宣扬为西方冷战胜利的标志，而且是资本主义最终的、世界性胜利的标志。这些事件标志了第二和第三世界的经济完全整合到已经加速发展了二十年的全球市场之中。现在只有种族迷信和宗教狂热可以中断这个得意洋洋的受美国资本支配(如果不是统治)的新世界秩序。 同时，过去的十年同样给西方英语世界的工人阶级造成伤害。在美国，右派的快速重建始于上世纪60年代末，在80年代的“富人叛乱”中趋于成熟：新政结束、里根经济政策的假民粹主义、工人阶级遭受20世纪前所未有的凶残打击。在里根总统的第一个执政期，削减福利和累退税政策(例如预收收入的最高税率从百分之七十降至百分之五十)让低收入家庭支出2.3亿美元，高收入家庭则收入3.5亿美元。③年收入超过二十万美元的家庭获益六万美元，收入低于一万美元的家庭则平均损失1100美元。加之国内经济70年代的转型及美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里根经济加大了收入差距，实际上造成了新的社会分层。第一世界工人阶级内部重新出现的中心-边缘关系把劳动力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是少数技术型，另一部分是绝大多数的非技术型，这被看作是经济的“巴西化”，或者是把美国收入的金字塔结构改成沙漏形。前者就业稳定，享受有公司补贴的福利待遇，因此偏向资本家和高管，在利益上与他们休戚相关，后者就业时断时续，甚至长期失业，依靠无资金保障的国家福利金生活，由于大量资金全面受损，福利金已溃不成军。 工人阶级持续受侵害的关键是那些与低层最贴近的福利项目(削减食品券、儿童营养金、低龄儿童家庭补贴、低收入住房，但却不包括购房按揭的减税)受到攻击，还有就是对工会的特别打压。里根总统新当选时对“专业航空管制组织”(讽刺的是，这是唯一支持他竞选的工会)的破坏加速了70年代以来一直进行的打击：制造业被迁移到无工会的阳光地带，有工会组织的工厂被关闭，改为开放式工厂，利用工会和非工会员工的工资差别分化工人阶级。由于未能接纳60年代以后的黑人、妇女和第三世界的团结运动，而且受制于与管理层的合作关系，上世纪80年代，劳工组织损失了两百万会员，至80年代末工会会员只达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高数目的一半。弃舰逃生，民主党(就像英国的工党)放弃了传统的选民，劳动人民也放弃了选票箱。 国内如此，国际上事实亦如此，所有的工人阶级的生活机会在客观减少，新社会运动在后60年代的身份政治中置换了阶级，这两者交相辉映。这些运动使那些能够进入资产阶级社会新开辟的成功领域的人员获益良多，但更多数的工人阶级妇女和黑人，与其他工人阶级一起踏上了通向贫困和无助的道路。在性别和种族身份政治取得重要的意识形态进步的时代，恰恰是“贫困女性化”(1980年的统计数字基础上女户主家庭继续上升，妇女在官方划定的成年贫困人口中占66%)；新黑人中产阶级溃退，城市非裔美国人社区的生活水平进一步下降(到1984年，所有儿童中有四分之一生活在贫困中，而黑人儿童是该比例的两倍)；非法和合法移民在血汗工厂受到剥削。资产阶级的身份政治学远未表明阶级划分已经过时，它事实上掩盖并加剧了日益严重的阶级分化。基于上述，这些发展标志着一个理性的、非异化的、非剥削的、完全参与性的民主梦想正在消退，这个梦想曾是马克思主义最具想象力的成就，本身是现代性的伟大思想成就之一。 文化研究压抑对阶级的思考正反映了上述的全球化发展，但最直接发挥作用的是学术本身，性别和种族身份话语出现的同时确保了阶级理论的沉默。上世纪60年代，社会运动以及彼此不合并导致左派分裂的微观政治学盛行于大学，直至个人政治被引入学术实践。由此，以女性主义为例，争取妇女普遍权利的斗争，争取提高妇女接受高等教育的斗争，争取妇女成为文化生产者的赋权斗争，都在争取大学发展女性主义阐释学和历史学的斗争中发挥了作用，都被看作是一个更广泛的、统一的文化倡议的相互依赖的组成部分。这些项目彼此依赖的路径和中介就是新的后现代主义话语，一种自传和批判相混合的模式，其基础——用利奥塔的话来说是叙事而非科学，其巨大的修辞和分析力量源自意识觉醒时发现的分享主体性传统。 由此形成的身份群体渴望建立自己的统一阵线，通过半学术机构传播的学术理论的进步既丰富了整个社会相关社区的进步，同时又受到它的滋养。但是尽管在学术界及相关领域，这些彼此依赖的学科对种族和性别身份的理论思考收获颇丰，但是，围绕学院政治利益开设学科专业的做法，实际上阻碍有关阶级的类似话语的出现。首先，不存在能产生相应的身份群体的关键社会机构；进入高校、包括进入从事理论工作的精英研究型大学的工人阶级的数量，不足以形成认同工人阶级主体身份的批评群体，从而发起使用阶级术语的理论攻势。④其次，赞助性行动专业偶尔把工人阶级妇女或有色工人阶级成员录取到这些机构，但他们不是作为工人阶级被录取(和被质询)的，而是由于性别和种族身份的名义，这些身份随后在整套的方法论、课程和其他机制里被调用和确认，其阶级背景则受到忽略，他们可能残留的阶级意识和阶级忠诚都受到系统的阻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