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界迁移，已经成为当代中国最伟大的社会运动之一。到目前为止，中国的海外移民总数达三千五百万人，是全球最大的移民群体①；中国内部的移民现象更加波澜壮阔，从1982年到2005年，国内移民增长了21倍。2008年全国流动人口达到2.01亿。未来30年，中国还将有3亿左右农村劳动力需要转移出来进入城镇，将形成5亿城镇人口、5亿流动迁移人口、5亿农村人口“三分天下”的格局②。可想而知，这样规模的人口迁移运动，是人类历史上所绝无仅有的，以前的一切移民现象，与此相较，都黯然失色。 十九世纪，亚当·斯密就提出过关于劳动力迁移的话题，千年以来，中华文明重心的南移，移民的劳动力与智力支持是关键。在今天，人们对劳动力迁移的关注，显然要宽泛得多。个人、家庭或族群甚至于区域性的迁移，涉及的题材不再是一个亚当·斯密的经济学独特的视野了。人们为活命、为展宏图、为政府意图、为逃难、为情爱、为更好一点的生活、为各种理想而四处奔流，构筑了人类迁移活动的伟大乐章。 一、跨界迁移电视剧的短暂历史 在描绘中国迁移题材电视剧的三个阶段之前，有必要对分类作一番简要说明。跨界迁移题材可以有两种分法。第一，国内迁移与国外迁移之分。国际上屡获殊荣的影视，如《罗尔娜的烦恼》、《我为情狂》(又译《勇往直前》)、《失去的拥抱》，还有几个月前获奥斯卡奖的《不速之客》涉及的都是国际跨界迁移题材。由于中国地域辽阔，地区之间的文化与经济发展不平衡，国内跨界迁移题材之丰富为其他国家所少见(美国的国内跨界迁移题材主要是传统影视中的西部跨界迁移故事)。第二，自愿跨界迁移与非自愿跨界迁移之分。国际上绝大部分的跨界迁移题材，跨界迁移者的初始动机可以说是自愿的，只是他们到了新的国度，遇到的矛盾与冲突超出他们的意料，因此才有一系列的戏剧性故事。但是，中国的跨界迁移题材有其独特性。远如明朝的洪洞大跨界迁移，近如三峡大跨界迁移，跨界迁移的初始动机就是不自愿的，因此剧情的展现尤其曲折。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可以说是半跨界迁移运动(我的这种说法可能引发争议)，电视剧《今夜有暴风雨》、《孽债》、《蹉跎岁月》的倾诉，记录了那段悲情历史。 中国的跨界迁移类电视剧主要以国内跨界迁移和海外跨界迁移两类展开。迄今为止，跨界迁移电视剧的历史可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广州，深圳，珠三角！”这个阶段实质上就是以到南方或深圳打工或创业为主的跨界迁移题材。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的《深圳人》和《外来妹》。南方或者深圳，对当时内地或北方的平民百姓来说，代表的就是一个机会，这个机会甚至连以文化老大自居的北京人也要屈尊下俯，如同电影《洗澡》里的大儿子，就是从南方回来才具备了一定的身份。特别是深圳，其本身奇迹性的横空出世，确实孕育了无数精彩的故事，如电视剧《阿容》、《酒后吐真言》、《深圳湾》和《命运》等，一部接一部，不过，《外来妹》占得的先机与题材上的新奇，却是后来者在到南方打工或创业题材所难望项背的。第二阶段：“纽约，东京，洛杉矶！”这个阶段的跨界迁移题材，已经将眼界放开，不再局限于到南方打工或创业，从宏观上说，是中国开放的姿态，是中国人走向世界的必然选择与路径，另一方面，如果北京人到南方去闯天下，未免太没有胸怀世界的远大理想，他们要去就去世界上最富刺激的地方：纽约！于是有了《北京人在纽约》这样划时代的代表性剧作。北京人去纽约，那么上海人呢，《上海人在东京》！谁也不想落伍。相类似的题材叫人目不暇接：《迷失洛杉矶》、《泪洒悉尼》、《新大陆》、《小留学生》、《樱花梦》、《别了，温哥华》、《夫妻时差》(跨界迁移加拿大的故事)、《春与夏——迟迟未到的信》(跨界迁移巴西)……虽然台湾与香港是中国的领土，不过，因其跨界迁移手续的复杂一点也不比到美国或其他国家来得简单，内地人到了那地方之后，心理的适应过程并不比到异域更容易，因此，也成为电视剧不肯放过的一个区域：《厦门新娘》、《别再叫我外籍新娘》、《我是香港人》等同样不甘寂寞。《北京人在纽约》在同类题材中，其叙述与主题所呈现出的奔放活力，至今仍是一个期待被超越的范本。第三阶段：“关东、西口、大槐树！”如果说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都是以当代的跨界迁移为题材，那么，到了这个阶段，局面发生了奇怪的转变，跨界迁移题材的电视剧将目光转向历史。《闯关东》、《走西口》以及《大槐树》为代表的历史跨界迁移剧，暗示着这样一个密码：跨界迁移精神原本就是中华精神的一部分。自身已具备，不必向外求。与《大槐树》同属跨界迁移动机非自愿的是当代三峡的跨界迁移题材：《国家行动》。此剧从一个县的跨界迁移行动中撷取几个典型的人物和事件，在一个个问题的产生和化解之间，讲述三峡人的迁移故事(其蓝本便是同名报告文学)，最终让国家行动找到现代人文涵义的精神归宿地。 我认为跨界迁移电视剧的第四阶段应当会很快到来，这个阶段呈现的就应当是当代跨界迁移所遇到的焦虑与法律正当性上的求索等方面。个人认为，这是跨界迁移题材真正的深度所在。在本文的最后一部分，我兼述了这一观点。 二、跨界迁移的电视剧呈现 跨界迁移，意味着人自身空间的重构，即是对旧有“领土”的背叛，也可以说，是被原有“领土”所遗弃，是“脱离领土”(借助于德勒兹的术语)式的革命；同时，也担当起了重大的人生使命，重建“领土”，包括重建精神，甚至重建信仰。 跨界迁移研究专家迈克尔·M.塞尼在他的《移民·重建·发展》中提出“安置的社会学”概念，内容包括人口搬迁与他们的生活重建两个基本内容③这里的生活重建应该包括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双重重建。电视剧在呈现跨界迁移的生活重建过程中的挫折与冲突时，当然更多地要从精神、情感的重建开始。对故土背叛的跨界行为，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向来不是一个值得大书特书的篇章。反之，恋土，恋故乡，倒是中国文学的主要母题之一，也是中国心灵的母题。如“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天涯倦客，山中归路，望断故园心眼”、“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想得家中夜深坐，还应说着远行人”、“故园东望路漫漫，双袖龙钟泪不干”、“洛阳城里见秋风，欲作家书意万重”、“故园篱下菊，今日几花开”、“君从故乡来，应知故乡事”等写尽了思乡之情。这里的家乡，或真或幻，已然是心灵中的归宿。或者说，传统文化中中国的心灵地图，是以故乡为核心而向外晕染的。当然，作为悖论，诗人们若那么爱故乡，也就不必外出漂泊了；因为有了这种遗弃行动，才有诗的出现。不过，这种内疚感、负罪感却一直折磨着他(李白是少数的例外)。与此类个体性的外出跨界迁移不同，工业文明和现代经济强迫或吸引一群一群的人向外奔涌。于是，大迁移的大背叛就要靠现代的艺术手段来呈现了。 《深圳人》其实就是对跨界迁移理论的初始阶段“推拉模型”的演绎。推，指的是原居住地不利于生存、发展的种种排斥力；拉，指的是移入地所具有的吸引力，它可以大量呈现新的机会。剧中的人物们，便是在推力与拉力的作用下来到深圳的。这部电视剧忽视了对人心灵的深层刻画。它只是向我们展现一个外部的深圳，一个活力的深圳，一个太过积极的深圳。那么，一个内在的南方，一个城市活力与内心彷徨共存的南方在哪里？一个真实的南方在哪里？作为观影体验，观众要的是人在外面精彩下的内心挣扎。《外来妹》展现的画面，是在一个更宽阔的历史背景中。中国的改革开放，本质上，不是少部分精英分子的改革开放，而是全民的改革开放。超越“推拉模型”理论的新经济跨界迁移理论及劳力分割理论正好解释了这一历史进程。首先，人们跨界迁移，发生的时代大都处于一个社会急剧变动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里，人们为了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而在本地无法实现时选择出走他乡；其次，当社会形成双重劳动力需求市场时，上层市场提供的是高收益、高保障、环境舒适的工作，而下层市场则相反，由于经济发达地区劳动力不愿进入下层市场，故而给外来务工人员提供空缺。有的姐妹和男伙伴受不了这个“外面的世界”，返回故土，而小云和其他的姐妹选择留下来，她们成了新一代的跨界迁移者，在多种的可能中，追求完成“下层市场”向“上层市场”的转换。以小云为代表的民工阶层，完成自己心灵地图的重构，要比中国的“精英”们的心灵地图的重构更加有意义，因为民工阶层接受了现代经济的运作规则，意味着思想革新已经推进到了国家的最底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