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真实影像系统 真实影像系统的根本标志：从一般现实逻辑层面上判定，影像系统内部的叙事机制在社会生活中是完全可能得以实际发生的事件(包括已经实际发生的事件)。真实影像系统是一个关于历史和现实时段的理论范畴，并不包含对描述未来事件的性质判断。 真实影像系统的代表作品：《战舰波将金号》(前苏联)、《芙蓉镇》(中国)、《悲情城市》(中国台湾)、《秋菊打官司》(中国)、《霸王别姬》(中国)、《辛德勒名单》(美国)、《本命年》(中国)…… 真实影像系统的代表人物：中国电影导演谢晋。 真实影像系统的特征：考察电影《芙蓉镇》的叙事机制的性质：芙蓉镇青年妇女胡玉音勤劳致富，在“四清”运动中被划成新富农，新屋被没收，丈夫自杀；县文化馆的干事秦书田在芙蓉镇收集民歌，被打成右派。胡玉音和秦书田俩人在“文革”中被罚扫街。患难中俩人萌生爱情，申请结婚，被打成现行反革命。秦书田被判入狱。“文革”结束，秦书田平反释放，回到芙蓉镇与胡玉音团聚。 考察电影《辛德勒名单》的叙事机制的性质：二战中德国商人辛德勒利用犹太人作廉价劳动力，大发战争财。在目睹了德国纳粹屠杀犹太人的血腥暴行后，辛德勒良心受到震撼，人性复苏。他开出长长的“辛德勒名单”，通过重金贿赂纳粹军官，使得“辛德勒名单”上的1000多名犹太人在他的工厂中幸存下来。战后，以色列政府追认辛德勒为“义人”。 《芙蓉镇》使我们伤心流泪：“文革”十年动乱的荒唐岁月令人不堪回首；《辛德勒名单》使我们为之戚然动容：它触动了积淀在我们内心深处的人类情怀。与《等待戈多》和《去年在马里昂巴》的叙事机制的荒诞性、非现实性相比较，《芙蓉镇》和《辛德勒名单》的叙事机制以强烈的真实形成了与象征影像系统的本质区别。由此可以看到： 真实影像系统的三大特征：(1)叙事机制的真实；(2)人物的真实；(3)时空环境的真实。 真实影像系统的三大特征也是真实影像系统内部基本的和本质的要求。真实影像系统与电影艺术媒介“运动的声画影像”的“具体性”特性，有着天然的亲和力。以成像(照相、电脑技术)技术支持的“运动的声画影像”永远是物质现实的具体影像。人与环境的具体性、丰富性给真实影像系统的创作提供了无限的发展空间。一个世纪以来的电影艺术之所以被真实影像系统占据主流地位，就是这一艺术媒介特性层面上的内在原因。 真实影像系统中象征作为一种局部修辞手段。在真实影像系统的建构过程中，创作主体所能控制的仅仅是具体事件的叙述，叙述什么，怎样叙述，都可以由创作主体决定。创作主体所无法控制的是：受众对所叙述的具体事件的评价。被叙述的事件是唯一的，对事件的评价却是多种多样的，甚至是无穷无尽的。可以看到电影艺术的创作史实：创作主体不满足于仅仅是对事件的叙述，也不满足于在叙述过程中用叙事方式，叙事态度去影响受众对事件的评价，而试图用一种视觉形象或听觉形象来直接负载自己对事件的理性结论，这就是象征在真实影像系统中作为局部修辞手段的存在。 美国影片《党同伐异》的叙事机制是由四个小故事构成的：《母与法》《基督受难》《巴比伦的陷落》《圣巴戴罗缪教堂的屠杀》。这四个小故事各自分属不同的时期，互相独立，不存在贯穿性的人物。导演格里菲斯在每个小故事之间都用“摇动的婴儿摇篮”的视觉具象来起承转合。 中国影片《大红灯笼高高挂》的叙事机制是由苏童的小说《妻妾成群》改编而成：在一富商的深宅大院中，随着富商老爷的第四位妾的到来，妻妾们之间争风吃醋、明争暗斗。愈演愈烈的争宠风波最后终于酿成了血腥的悲情结局。导演张艺谋在影片“夏、秋、冬”的时空转换之际，以人声合唱的京剧“西皮流水”音乐(听觉形象)来起承转合。 日本影片《鳗鱼》中的“鳗鱼”视觉具象贯穿全片。一条鳗鱼被抓住，被囚禁在鱼缸中，鱼缸被打破，鳗鱼被放生，洄游大海，繁衍生息；这条鳗鱼的命运与主人公的命运：入狱，假释，为爱情与人打架搏斗，获得性能力的自我确证，形成相得益彰的互相解读。 美国影片《公民凯恩》中的视觉具象“玫瑰花蕾”，作为主人公凯恩临终前的喃喃自语，成为推动叙事机制发展的原动力。为解开有可能隐藏着惊天秘密的“玫瑰花蕾”话语密码，记者展开对不同人物的采访调查，揭示了凯恩性格的多重性和复杂性。 日本影片《人证》(人性的证明)的叙事机制展示的是一个凶杀案的侦破过程：美国青年焦尼在东京一家酒店的电梯中被人刺杀，凶杀现场有一项草帽。警方以这顶草帽为线索展开了调查，终于案情大白。刺杀焦尼的凶手是他的亲生母亲八杉恭子。具象物“草帽”是一个贯穿全片的视觉形象。 艺术作品的成功与否，并不取决于创作主体对创作意图的主观阐述，而是决定于在一般现实逻辑层面上艺术作品被接受，被实现的程度。电影艺术实践证明，《党同伐异》《大红灯笼高高挂》中的视听具象“婴儿摇篮”、“西皮流水”的语义功能未能完成；而《公民凯思》中的“玫瑰花蕾”、《鳗鱼》中的“鳗鱼”、《人证》中的“草帽”则完成了象征。作为实践的理性总结，可以看到： 真实影像系统中象征作为局部修辞手段得以完成的三个基本条件： (1)具象物必须在叙事机制中承担具体的叙事任务。《鳗鱼》中的“鳗鱼”首先是喜欢钓鱼的男主人公钓到的一尾鱼；《人证》中“草帽”首先是一宗凶杀案件中的死者焦尼的弥留之语和现场物证，随着叙事机制的展开受众被告知：草帽又是八杉恭子与焦尼母子关系的凭证；《公民凯恩》中的“玫瑰花蕾”首先是男主人公凯恩生前经常念叨的口头禅。由此可见，把具象物自然地编织到叙事机制中去，使得具象物成为叙事链条中一个必然的环节，承担具体的叙事任务，是具象物完成象征的首要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