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学中有一条著名的Ｒ．Ｂ苛希纳公式：若实际管理人员比最佳人数多３ 倍，时间就要多花两倍，成本要多花六倍。 中国的政府机构在过去的４０几年里经受了一次又一次的调整改革，大的变 动不下七次，然而每一次精兵简政几乎都以机构和人员的再度膨胀为结果。人们 似乎已经习惯了这种隔三、五年又来一次的没有结果的结果。 １９９３年，国家人事部副部长张志坚透露：目前国务院工作部门为８６个 ，省级党政部门平均为７０多个，地区党政部门５０多个，县级平均为４５个。 全国“吃财政饭”的人员达３３８６万。县级以上各级党政机关超编约７４万， 乡镇一级超编达２１４万。１９９１年全国行政事业费高达１４０９．５亿元， 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３７％。 也就是在这一年，全国人代会议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庄严地向世人宣告：国 务院机构将减少２７人，非常设机构减少５９个，各级国家机关要裁员四分之一 。这样，全国将有１０万计的机构将被裁减，百万计的人员告别“皇粮”。 组织机构和人事制度的改革，再一次提到国家政治生活中的议事日程上。世 界形势的急剧发展变化，国内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决定了这次机构、人事改革 只许成功，不能失败。 一、一个“假象” 中国官员队伍的绝对数，确实堪称世界第一，但如果将中国与各国官民比数 相较，则并不十分突出。１９９１年“吃财政饭”的人员与全国人口相比，比率 为３．１％，官民之比为１∶３２，即使按最大数量４千万来计算，也不过３． ６％。官民之比为１∶２８。而美国三级联帮邦政府１９８６年文职人员共１６ ９３万约占美国人口２．３５亿的７．２％，“官民”之比为１∶１４；日本１ ９９２年国家公务员约为４６０万约占全国人口的７．１％；联邦德国１９８７ 年有公务人员４５９万，官民之比为１∶１８．５；法国国家公务员３６０万， 官民之比为１∶１６。发达国家如此，发展中的一些国家也大致相仿，如墨西哥 ，文职人员４５０万，官民之比为１∶１８．５。 需要说明的是，美国的文职人员不包括参、众议员，国会雇员，司法部的法 官等；日本官员不包括国会议员；英国文官的范围不包括政务官、法官，也不包 括政府企、事业单位人员以及地方选举产生的自治工作人员等。而我国的统计数 字既包括上述公职人员的全部，还包括各级、工、青、妇、科协民主党派等群团 组织的工作人员，还包括文体等事业单位职工。实际上这３３８６万“国家机关 干部”中，党政群机关约９２０万人，仅占“吃财政饭”人口总数的２７．１％ ，７０％以上为中小学教师、企业、事业干部等。总之，中国的“干部”这个概 念，其内涵和外延均比外国要大得多。他们分布的范围更广，承担的事务更多， 任务更重。 既然中国的“官民”比例不大，比起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还少，为何国人上下 一致地认为中国的“官冗”现象，已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了呢？其中一个重大 的原因就在于结构的不合理，准确地说，中国“精兵简政”的要害，在于“简政 ”与“精官”。 二、现状与历史 中国现在的政府机构设置有两个基本特点，一个是高山仰止的巍巍“金字塔 ”，一个是惊人的“同构性。” 第一个特点从国家各级机构内在的需要出发，形成的从地方到中央的组织系 统必然是“金字塔”结构，世界上任何国家机构的组建模式概莫例外。问题是中 国的这座“金字塔”重复设置的机构太多，从而闲置的官员太多，于是中国官员 兼职多、闲职多、副职多的“三多现象”便成为中国式的官僚主义得以产生的原 新中国成立之初，除中央政府外，全国有５０个省级行政区，一般设置委、 厅、局１６个左右，１９５２年增至２５个，５３年增至３０个，５７年增至４ ５个，“文革”前夕，增至６０个，国家曾为此规定，省级党政机构一般为３５ —４０个，小的省、自治区应少于３５个，但至１９８８年，省一级的机构平均 多达５７—８５个，至１９９０年，上升为７０多个，个别省多达１００个。１ ９８２年至１９９２年，中央先后进行了二次大的机构改革，省级各机构也被迫 进行了大幅度的压缩，但每精减一次后，又以各种理由改头换面迅速膨胀起来。 这些多出来的机构和相应多出来的人员，不管主观愿望如何，至少在客观上必然 造成人多事少，人浮于事，工作互相扯皮，互相推诿而又到处抓权等官僚主义现 第二个特点是机构设置的“同构性”。 中央政府设置了分工很细的若干专业部、委、局、办机构。这些职能机构要 行使权力，必然要求地方各级政府设置相应的对口机构，这样，不仅地方各级政 府与中央政府各种机构的设置大同小异（实际上是缩小了的国务院），并且很多 企、事业单位为了工作需要也照此设置以求对口。 在１９９２年，全国有３１个省级，３３７个地级，２１８３个县级，５． ６万个多乡镇，均遂级设置政党、人大、政府、群团等不同系统的若干工作机构 班子，这各级“同构性”的班子汇聚了数百万“吃皇粮”的国家工作人员。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