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制和增长方式的“两个转变”并不是从现在才开始讲的。十 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经济就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也就是“两 个转变”的阶段。在80年代中期，经济界、理论界，包括我个人在内， 就提出过双重模式转换，一重是经济体制的转换，即由过去传统的高度 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转向市场取向的经济模式；另一重是发展战略转换 ，其含义要比现在所讲的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含义宽一些，包括生产目 的的转换、产业结构的转换、消费和积累关系的转换、发展策略的转换 、管理制度的转换和发展方式的转换等。其中发展方式的转换实际上就 是现在所提的增长方式的转换。 经过十几年的改革开放，上述所提出的一整套转换从效果上来看有 很大进展，形势不错，但在增长方式的转换上遇到的困难也比较突出。 外延、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以追求数量、规模、速度、产值为目的， 其手段是投入，包括资金、物资和劳动力的投入，而对于经济发展的质 量、效率和资产重视不够。而内涵、集约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则要求通过 技术更新改造，管理的提高，生产的集约，人的素质的提高，来求得质 量和效益的提高。这点我们即使到现在还是重视不够的。有专家测算过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经济增长72％是靠投入取得的，只有28％是靠 技术进步取得的。这与发达国家相比有很大差距，目前发达国家经济增 长50％—70％是靠技术进步取得的，比较好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平 均30％也是靠技术进步取得的。 二、我们过去长期的经验证明，处延、粗放的发展必然要反复引起 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反复引起经济大波动。我们改革开放以来，经济 的反复已经四次了，每一次的反复都要带来损失，使经济的持续健康发 展受到影响，而且经济规模越大损失越大。我们现在经济又上了新的台 阶，经济规模更大了，将来还要大，所以总这样波动不行。小波动不可 避免，但应当避免大的波动。反复的大起大落、反复通胀是外延式发展 、追求数量造成的。此外，我们现在面临发展的新阶段，人们的收入水 平从低收入向中等收入迈进，消费档次提高了，消费结构发生变化，比 如，吃和穿的消费比重将降低，住和行的消费比重将提高，一般轻工业 不能满足，需要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大量的重化学工业，需要消耗大 量的能源和原材料。如果按过去的消耗，我们的资源根本承受不了。按 国民生产总值与消耗的能源来比较，我们大约要比日本多四倍。中国人 口那么多，市场那么大，在人均资源这么低的情况下，根本就难以为继 ，所以必须要强调集约，强调技术进步，强调能源和原材料节约，不然 经济很难上新台阶。 三、世界经济发展到今天，国家间的国力竞争并不仅仅表现在总量 上，更多的是在质量上，在人均劳动生产率上，在这些方面我们与世界 发达国家的差距很大。即使在总量进入世界前位后，我们的人均水平仍 然差别很大，到21世纪末能不能赶上发达国家也是问题。与此同时，发 达国家的某些人士因为看到我们的总量发展很快，担忧所谓“中国威胁 ”，造成一种形势扼制我们发展。所以我们应当强调人均差距，应把主 要的注意力放在提高质量、效益和人均水平上来，把我们自己和世人的 注意力引到这方面来。这还有益于我们与国外更好地做生意，实现经济 互补。对于中国妥善处理国际关系也是有利的。 四、改革开放几十年来，我们国家对发展方式的转换一直比较重视 但进展不大，主要有四个原因。首先是各级政府和官员的政绩考核，事 实上是与各地的经济发展速度、规模有关系。二是政企不分的旧体制还 没有完全退出历史舞台，企业投资预算软约束。三是企业素质较低，没 有力量也没有兴趣进行技术改造和创新。四是城乡劳动力较多，需要解 决庞大的就业问题。单纯地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劳动效率，在中国还 是不行的。这么多劳动力就业如何解决？ 五、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与体制转换是密不可分的，必须互相促进 ，同步前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要以体制转变为前提，没有体制转变 ，经济增长方式就转变不过去。体制上障碍不解除、技术进步也不可能 。在中国，主要是整个经济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国有部分还是老体制 ，没有转过来，拖了整个经济的后腿。所以增长方式转换的任务也是主 要在国有体制内部。当然增长方式转换本身还要在发展规划方面体现， 在产业结构、科教规划、投资规划、地区布局上都要体现出来。总之， 这是两个密不可分的、具有全局意义的转变。 六、在中国非投入型增长的潜力中，制度带来的增长更重要。当然 技术也很重要，不过二者的关系，和我讲的两个转换的关系是一样的。 体制上的障碍不解除，技术进步是很困难的。企业搞技术开发的积极性 和压力都要从制度中来，所以二者都很重要，但当前更为迫切的是深化 改革，特别是国有部分的改革，要加快体制转换的步骤。 七、改进技术、改进管理、提高效益当然是一个长过程，经济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