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期间，大陆提出“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的口号，一 下子把五年制大学削为三年制，接着又把传统的入学考试革掉，以是否 工农兵出身取代学业成绩作为大学选拔学生的首要标准，企图以这种手 段使大学普及化。这一缩一普，10年下来，不仅大学生平均水平下降， 连最好大学的“高才生”也变得和以前的大专生差不多。这错误到了本 世纪70年代中后期才开始纠正。大学生素质调头回升，北大及清华等重 点大学又慢慢回复旧观。 无独有偶，香港在80年代末及90年代初，也在高教领域搞普及和缩 短。诚然，香港的一普一缩，具体原因和做法与“文革”那套差别很大 ，不能等量齐观，而且日子还短，好处和坏处还未完全显露。但是，我 们不能忽视两地两种“普”“缩”的共同点。其实，我在下面提出来和 大家讨论的观点就是教育普及化，不仅导致学生平均水准下降，还极可 能引起最优秀的那部分学生的水准下降，如果进一步缩短学制，学生水 准全面下降将无可避免。亦即是说，尽管时地和条件不同，在香港搞的 “普”“缩”效果和“文革”中搞的也差不多。 普及教育，减少淘汰，自然引起学生平均水准下降，其道理很明显 ，大家都明白。但为什么会同时使最优秀的那部分学生水准也下降？ 我开始思考这个问题，是两年前和朋友李行德君（中大语言系高级 讲师）谈及当时香港中学生的语文水准时，他就指出有下降的趋势，连 最好的学生亦然。他给的解释之一，是早年的一批优秀语文教师退休了 ，后继乏人。我十分同意，但是觉得“后继乏人”本身还需要解释；于 是另找可能原因。我想到的几个，其中一个与“后继乏人”有关，我先 谈谈与之无关的。 最优秀学生水准比以前下降 同学之间，常因为良性竞争而加倍努力。在香港教育未普及的年代 ，资质较次、个性疏懒或学习条件较差，因而成绩较次的学生早被淘汰 ，留下来的都是高手。若是在高中考试拉曲线分等级，则得A 人数少之 又少，而且必定是高手中最聪明用功的。可是，教育普及后，鸡犬升级 ，牛骥同班，拉曲线给分的话，得A人数增加，最用功者不必最聪明， 最聪明者不必很用功，都可拿到A。 诸位可以想一想，最聪明者现在不很用功了，那不就是说，最优秀 的学生水准比以前下降了吗？说简单一点，如果平均是“朱”，则竞朱 者愈赤，若平均是“墨”，则竞墨者愈黑，且称此为定理一，是拉曲线 定等级的前提下，普及教育的自然结果。如果用博奕论语言描述这个推 论，不难得出一个严格证明。 不拉曲线分等级又如何？我试从另一个观点探索。同学之间，常有 互相学习的情况，学习语文尤其如此。如果常在我四周的10个同学，都 能说写流利纯正英语，则我这个本来平庸之辈，在10个英文水平高的同 学身边，耳濡目染，必然有所进益，自己的英语也会好起来。反过来说 ，如果在你身边的100位同学，其中10位仍是英语那么好，其他90 位的 英语却生硬多错，则你本来英语十分不错，但久而久之，就如入鲍鱼之 肆，久而不闻其臭，错的也不觉是错，最终自己也常错了。这回，我们 可以说，近朱，则黑者亦赤，近墨，则赤者亦黑。诸位又想一想，赤者 亦黑，不就是说，最优秀的学生水准下降了吗？且称这结论为“普及教 育素质定理”之二。这是“资讯存在决定大众意识”这个正确命题引伸 出来的结果，与考试拉不拉曲线评级无关。 以质分流令优秀分子恒聚一起 话说回头，我的朋友李君说的“后继乏人”论对不对？很可能是对 的。前二定论既成立，即使每代人中最优秀的分子都当教师，教师队伍 的素质分布还是全线每况愈下的。如果相反，每代人中当教师者都是素 质较次或最次的话，则在普及教育之下，教师队伍素质逐代递降的情况 更加严重了。教师素质全线递降，最优秀的学生的素质也必然绝对下降 ，这是前二定理之引理。 是不是说教育不要普及呢？当然不是。问题是在普及的同时，如何 保证学生素质不下降，特别是保证最优秀的学生素质不下降，方法其实 假若在普及教育的同时，保留过去常见的“以质分流”法。在同一 学校中，以质分班；在不同学校间，以质分校，则无论教育如何普及， 最优秀分子恒聚一起，其成员面对的其他成员素质不下降，问题就解决 了。反之，香港在普及教育的同时，取消或削弱以往的名校制和以质分 班制，是直接导致毕业生素质分布全线下降（不单是平均下降）的主要 适当增加资源照顾落后学生 或许诸位会担心地问，保留精英主义分校分班制，会否产生两极分 化？我认为未必。适当地增加资源照顾落后学生，问题应可解决。 至于怎样增加资源？在不同的学习阶段有不同的最好方法。比如在 大学阶段，在香港最划算的方法莫过于“三改四”。现在大学三年制， 高才生还可以高质量地按时完成课程，成绩稍次的，常因功课过重，不 能消化。改为四年制，较次学生可按部就班，四年毕业亦大有可观，高 才生愿意的话，可加速选课，依旧三年毕业。对不同能力、动力的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