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部政策体改法规司 张红宇） 一、问题的提出 农业增长，尤其是中国粮食稳定持续的增长，一直是中国经济发展 永恒的主题。在经历了又一个徘徊时期后〔1〕，1995 年粮食等主要农 产品却出乎人们意料获得较大增长，当年粮食总量达4600亿公斤，整整 比1994年增长近150亿公斤， 这个好收成使粮食这个沉重的话题变得轻 松了一些，甚至有人据此预言，中国的粮食将在未来几年内孕育着一个 新的增长高峰〔2〕。当然，对此说法的评述不是本文的任务。 本文关 注的要点仅在于：1995年粮食增长的基本成因，以及其后的深刻制度背 1995年粮食增产分地区看，全国23 个省（区、 市）粮食总产量比 1994年都有不同程度的增长。引人注目的是，对粮食总量增长的贡献， 相当部分来自于前几年粮食增长一直处于徘徊的沿海发达地区。农业部 统计，1993年与1990年相比，广东、福建、浙江、江苏省的粮食总产分 别下降16.2％、5.7％、9.4％和2.2％。而1995 年上述各省的粮食分别 比1994年增产13.5亿公斤、3亿公斤、0.7亿公斤、24亿公斤。而且种种 迹象表明，由于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粮食的持续增长，与米袋子的“省长 负责制”联系的如此紧密，以至于如果不是特别难以抗衡的自然灾害， 今后任何程度的徘徊停滞，都是难以容忍。 分析1995年粮食增长的原因。农业部门比较权威的分析集中在四个 方面：一是农业气候条件明显好于1994年。从全国来看，大部分省区， 尤其是四川、山东、河北等产粮大省，农业灾害较少，产量分别比1994 年增产34.5亿公斤、15.5亿公斤和22.5亿公斤；二是农业投入明显增加 。无论政府投入抑或农民投入都有较大幅度的增加。比如国家计划内农 业基本建设投资约比1994年增长15％左右，是近年来增幅最大的一年。 此外，农民投入，尤其是用于种植业生产投入人均171元，比1994 年同 期增长45％，增幅比1994年提高20个百分点；三是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有 所回升。1994年粮食价格涨幅较大，1995年维持在较高的价位上。1995 年粮食主产区玉米市场价格普遍保持在每公斤1.6—2元的水平上，农民 每亩玉米收益普遍比1994年提高100元左右， 较大地刺激了农民的生产 积极性。四是粮食播种面积增加。1995年全国粮食播种面积16.5亿亩， 比1994年增加700万亩，仅此就增产粮食19亿公斤。 除了上述比较普遍 的原因以外，人们关注不多的，或许还未被深刻认识的一点是，农业规 模经营的发展对促进粮食增长，尤其是对稳定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粮食生 产的意义，无论怎么看其作用都是非常明显的。本文的主题即集中于研 究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农业规模经营在现阶段，对稳定粮食，尤其是经 济发达地区的粮食增长的贡献以及这种贡献对于中国农业发展，尤其是 粮食增长的普遍意义〔3〕。 二、农业规模经营：制度创新的生成与几点绩效 在中国提出农业规模经营的设想并付诸于实践，直接的原因是由于 中国的农户经营规模太小，劳动生产率太低，使农户从农业，尤其是从 粮食生产中获得的机会和能力受到太多的限制。尤其是在大中城市郊区 和沿海经济发达地区这类具有相对较多的就业机会选择的区域，农业规 模经营的选择就成为一种必然。 值得提醒的是，农业规模经营的制度安排以及推进，尽管从一开始 就表现于明显的政府推动迹象，而区别于前期均田承包和后期“两田制 ”和“四荒”使用权拍卖一类更多地来自于表现出需求诱制型的制度安 排。但追踪溯源，发动和实施农业规模经营有一条基本动因无论怎样是 不容忽视的。既要保证有经营能力的农民从事农业，尤其是从事粮食生 产的积极性，其长久不衰的动力是他们的生产收入，能够补偿他们转营 他业所得的经营收入即职业转换的机会成本。但在均田制农户经营的基 本格局之下，维持农户经营收入大体平衡的前提是提高粮食价格，使农 户通过提高的价格收入与非农产业收入强行平衡。但此选择，不可能不 受到国际粮食价格水平的制约。剩下的出路则只能是依靠土地制度的变 革与创新，促使要素的流动与重组，通过扩大经营规模提高规模效益。 显然，就更一般的情形而言，上述前提在一个长时期内是受到较强 制约的。其一，粮食价格，尤其是定购粮价格长期偏低，而农业生产资 料价格上涨以及人工费用的不断上升，使粮食不同年间的价格微调构成 的利益均衡不断被打破，种粮收入与非农产业收入甚至于与种植经济作 物的收入相比，是持续下降的。起码在1993年粮食价格尚未放开以前， 农民寄希望粮食价格提高，获得较高的价格收入不过是美好的臆愿望而 已；其二，在不能依托粮食价格上升获得与从事农外经营大体相当收入 的前提下，唯一的出路是以足量的土地经营，形成较高的市场生产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