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是硬道理，发展始终是中国最重要的经济目标。但是，发展是 有前提条件的，决不能以腐败为代价，更不能以腐败为“润滑剂”。如 果我们不能有效地反腐败，社会稳定、改革开放、经济增长，就会大打 折扣。大量事实说明，公共财务、公共权力集中、庞大的部位，往往是 腐败现象的“多发地”。缺乏有力的制度约束，“法治”并不真正大于 “人治”：“公贿”、“公吃”、“公玩”，便永远不会是个别现象； “富了和尚穷了庙”、“赔了是国家的，赚了是自己的”这类“故事” ，就会老是讲不完。目前，要把反腐败引向深入，教育、自律、发文件 、抓典型、严打，固然很必要，但最为重要、最根本、最有威慑力的是 “制度反腐”。世界各国的反腐实践告诉我们，有了一整套科学、严明 的制度来规范权力，“权钱交易”必然做不大、做不长，监督不力、滞 后的“漏洞”，也会少而又少。 惩治腐败与减少“公权” 樊纲（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在我们的经济生活中，有 太多的经济物品要以“公共的方式”加以生产、供给与分配，“公共财 产”在社会总资产中所占的比例太大，“公款支出”的事情、“政府决 定”的事情、“计划分配”的事情太多。简而言之，政府管的事情太多 ，政府的规模太大，政府官员的人数太多。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我们的 国有企业也是一种使用“公共财产”的机构，国有企业的厂长、经理们 也是一种“政府官员”，而且在一些问题上是与钱和物“更近”的官员 ；国有企业的职工，无论是售货员还是司机还是装电话的，也都是使用 国家财产工作的人，也可能进行某种“以公权谋私利”的腐败活动。在 这种情况下，对如此众多的掌握着某种“公权”的人们进行监督与执法 ，所需的费用显然相当大，防止腐败、消除腐败的成本必然很高；通过 有效的监督来保证政府官员廉洁奉公就很不容易做到，以至于根本监督 不过来、抓不过来，一不留神就会弄到“法不责众”的地步。 在我们这样的一个经济中腐败现象多，根本的问题不在于有私心的 人多，也不是“法制不健全”（当然不是说已经健全了，而是说相对于 要监督的对象的数目来说健全起来太难了），而在于“公权”存在的场 合太多了。因此，要想把我们经济中的“以公权谋私利”这种腐败现象 减少到最低程度，除了改革国家机关和国营企业的干部人事制度，改革 干部监督制度和立法、司法制度外，更重要的一种体制改革，还是在于 “减少公权的数目”，缩小政府的规模，减少花公家钱，“玩”国有资 产的机会；把更多的事，交还给个人与市场去做。就我们的情况而言， 消除腐败，根本的办法是要改体制，尽可能地减少那个“公权”。从逻 辑上说，那些少量存在的“公权”最容易受到有效的监督。 建立强有力的权力制衡机制与监督机制 魏杰（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教授）：权力性经济犯罪危害大，而且 往往会动摇一个政权的基础，尤其是对人的道德观念有极大的腐蚀性。 当前，我们必须把这种权力性经济犯罪当作惩治经济犯罪的首要任务。 要对使用权力的人有强大的监督与制约机制。其中主要包括：一是任何 法规的制定，都必须要有各个阶层人士的讨论，不能由行政机构为自己 立法，行政机构自己为自己立法，必然会形成旨在保护自身利益的法规 ；二是要对权力的运用过程进行监督，不能只注重对犯罪后果的查处； 三是对权力的监督不能仅停留在行政部门之间，停留在上级行政部门对 下级行政部门的监督上，这样做只能产生“官官相护”，而且应该注重 社会团体、新闻舆论的监督作用；四是对权力的运用要有公正的规则， 例如工程项目必须经过充分的招标机制，不能搞个人的审批。 胡鞍钢（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小组研究员）：在改革过程中出现利 益多元化以及各种利益集团的兴起，并不一定是坏事，这是现代社会发 展的主流趋势。但是，如果不能形成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不仅不利于 各利益集团的发展，而且将有损于大多数利益集团，有利于少数特殊利 益集团。处理特殊利益集团的原则：一是承认他们的既得利益；二是限 制他们的特权和垄断权；三是规范他们的经济行为和政治行为。换言之 ，在市场化与分权化过程中，我们不是像“土改”或“文革”那样消灭 或者清算这些特殊利益集团，而是要限制与规范特殊利益集团，使他们 在追求自身利益时，不能牺牲其他集团利益或者损害全局利益，不能享 有特权。最关键的是决策者要能够排除特殊利益集团的影响和干扰，不 为他们所左右。 刘军宁（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消除腐败的方法有 两种，一种是靠道德自觉，即或靠掌权者的道德自觉来防止腐败，靠掌 权者的洁身自好来以身作则、廉洁自律；或靠对掌权者提倡廉洁来反对 腐败。若以此作为防止腐败的主要手段，腐败不令不可能得到有效地防 止，反而可能更加泛滥。因为良心在与私欲的每一次较量中并不总能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