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编者按：韩国两位前总统因受贿等罪行被“请”进了牢房；欧洲 政坛风云人物比利时籍的北约前秘书长因经济丑闻不得不“让位”；意 大利几位前总理因一些“问题”没说清楚，不断被司法界的“净手”行 动所“关照”，成为法庭的“常客”；北京市副市长王宝森因腐败等罪 行严重，最后自杀了。中国也同世界许多国家一样，加大了反腐力度， 但效果并不十分理想。那么，中国反腐的最佳“着力点”到底在什么地 方，造成腐败的最根本性原因究竟是什么，便成了人们说了又说的热门 话题。为此，记者专门采访了多位专家学者。本刊登载这一访谈录，望 能给以启示。 ＊ ＊ ＊ 这几年，反腐的声势一浪高过一浪，反腐的力度也不断加大，但大 案要案越来越多，金额越来越大，所涉及的领域也愈来愈广，涉及官员 的级别愈来愈高。这其中有一个非常发人深思的现象：在有的单位，前 任负责人因腐败问题被抓、被判刑，接任者往往“再犯”类似的罪行， 而且程度并不比前任轻。这里面除了有反腐力度不够等原因外，更主要 的原因还在于制度本身的缺陷。专家学者们的“会诊”恰恰告诉了我们 权力·制度与腐败 樊纲（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腐败的原因从根本上说，不仅 在于当事人的素质、水平的高低，而在于规定着人们行为方式的那一系 列体制。所谓腐败，可以有一最简单的定义，就是“利用公权谋私利”。 魏杰（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教授）：腐败不同于一般的经济犯罪， 是一种权力性经济犯罪，是指利用权力进行权钱交易，通过权钱交易谋 取私利，例如在工程承包中收受贿赂，在执法办案中收受贿赂等。 胡鞍纲（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小级研究员）：中国目前正处在特定 的市场经济转型期。市场经济转型期既不是传统的计划经济，也不是成 熟的现代市场经济，它是介乎这两者之间的经济过渡时期，这就必然要 产生“经济寻租”和“政治寻租”现象。这是一个绕不开的阶段。 “寻租”活动是指特殊利益集团充当“寻租人”，政府官员“出租 权力”，进行“权钱交易”；“寻租人”用较低的贿赂成本，贿赂官员 “出租权力”，以获取较高的收益或超额利润。“租金”越高，腐败现 象亦越严重。现实中国的腐败主要是制度性腐败，腐腐现象产生的主要 根源是市场经济转型期的制度缺陷。预算外资金就是一个明显的制度缺 陷。50年代初期。预算外资金相当于国家预算外收入，不到10 ％， 1978年为31％。当时这部分资金只是地方的“机动财力”。1992年预算 外资金已相当于国家预算的97.7％，被称之为第二预算，它包括行政事 业单位的收费、创收、留利、专项基金和各种经费结余等属于非正税收 入，地方政府部门、事业单位可以利用这部分资金进行经济建设和发展 各项事业。由于这部分资金是自收自支，不纳入国家预算的财政资金， 使得地方政府和单位对这部分资金的使用具有很强的随意性，它既可以 用来搞地方基础设施和基础教育，也可以用来搞楼堂馆所，搞腐败。王 宝森事件就是个典型的例子。 刘军宁（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副研究员）：腐败是一种特殊性 质的犯罪，一种以权力为依托的犯罪，是有权者的专利。腐败与权力的 占有量成正比。换句话说，权力越大。腐败的可能性越大，权力越大， 腐败所造成危害的后果也越大。从所曝光的腐败案件来看，腐败无一不 与滥用公共权力有关。 何增科（国家编译局副研究员）：传统的国家和社会关系是全面的 支配和从属的关系，国家掌握社会的生存和发展所需的各种资源和手段 ，因而享有不受制约的充分的自主性，社会的力量在发展壮大但与国家 相比仍很弱小，政府主导型的发展模式导致社会对政府的依赖，这一切 都是产生权钱交易的腐败现象的温床。 秦海（国家信息中心青年学者）：大量事实说明，中国类型的腐败 越来越严重，主要是这几年的“政策落差”和“体制落差”（在一定的 时期内，不同的地区、行业、部门，执行不同的政策和制度规则所致） 林志远（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副研究员）：计划经济的权力和 市场经济的金钱在金融领域的结合最易滋生腐败。当前我国形形色色的 金融腐败，有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任人唯亲的人事制度和大锅饭的分 配制度。政府专职金融管理的部门，处在市场经济的浪尖上，却又保留 了计划经济的人事制度和大锅饭的分配制度，导致人才大量流失，严重 影响金融改革的进程和金融监管工作的开展。 政府专职金融管理的部门，在人才竞争的问题上败给专业银行、商 业银行、外国银行和各类非银行金融机构，仍然也会在金融监管的问题 上败给这些银行和金融机构，导致金融案件持续增加，犯罪金额不断上 近几年，种种原因导致很多好的政策落到了错误的人身上，很多应 该落实政策的人却被压制排挤在外，致使政府的各个经济管理部门机构 越来越大，而真正努力干活、认真干活和能够把工作做好的人却越来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