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学术顾问 林凌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 刘世庆） 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指出：“今后十五年要下大力气切实转变增长 方式，显著提高国民经济的整体素质和效益。”并把这一转变提到了实 现我国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两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变 ”的高度。围绕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的必要性、可能性 、内容和途径，经济理论界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基本思路是，努力实现 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深化国有企业的改革 ，转换企业经营机制，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为增长方式的转 换提供体制和机制的保证；进一步改革财政、金融体制，实施有效的财 政政策、金融政策和产业政策，为增长方式的转换提供政策的引导和支 持；通过资本的集中，实施企业集团和大公司战略，搞活存量资产，调 整经济结构，实现规模经济；强化技术进步和科技投入，提高经济增长 中的科技贡献率；采取适当的区域经济政策，优化资源的空间配置，提 高资源的使用效率。总的结论是，要消除盲目追求不适当的高速度的倾 向，把增长方式转变到以内涵扩大再生产为主和提高增长的质量和效益 上来。这些，无疑都是促进增长方式转变的有力措施。但笔者认为，在 我国处于经济体制转轨的特殊历史条件下，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前提条 件和制度因素尚未论及，即积累机制和与之相联系的投资体制的转轨。 本文拟从积累的角度，讨论如何为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创造体制条件和 物质条件。 积累与消费是国民经济活动中的重大比例关系。国民收入的最终使 用总量分为积累和消费两大部分。积累部分用于再投入，以保持经济的 不断增长。因此，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要求有一定的积累率与之相适应 ；反过来说，一定的积累率支持着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这是经济运行 中存在的铁的规律，我们把它称之为“积累铁率”。积累率过高、过低 都会对一个国家的经济以至社会生活产生不利影响。积累率过高，超过 经济力量可以承受的水平，必然引起比例失调，物价上涨，居民生活水 平下降，最后导致经济增长的大起大落。积累率过低，就会出现失业、 生产能力闲置，生产萎缩，经济萧条，乃至出现经济的负增长，最终也 导致居民生活水平的下降。因此，积累率的合理确定，避免出现过高、 过低的情况，是保持经济稳定增长的前提条件，也是积累铁率所要求的 我国是一个积累率比较高的国家。新中国成立前，中国的投资率估 计不到5％，大量的剩余价值都流到了帝国主义者、 封建地主和官僚资 本家手中。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彻底改变了财富的分配格局，大力进行 经济建设，“一五”期间积累率就达到24.3％，至改革开放前的1978年 ，积累率已上升到36.5％。这一时期的高积累率有两个明显特点：一是 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封闭型经济条件下实现的，没有外资流入 ，完全靠的是自力更生；二是国民收入中的消费额和消费率都很低，以 至1978年居民的人均收入水平低于1957年。但为了建设独立自主的国家 和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国防体系，人民群众表现出了极大的爱国热情 和无以伦比的艰苦奋斗精神。 但这种情况无论如何是不能持久的，因而改变这种状况也就成了导 致1979年实行改革开放的动因之一。在为变革所作的理论和舆论准备中 ，有三个方面与积累、消费有密切联系：一是实行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 体制改革，二是对外开放，吸引外资，三是明确生产的目的是不断提高 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第一个方面是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不断提 高国民收入，以不断扩大积累额和保持较高的积累率；第二个方面是尽 可能吸引外资以弥补内资积累之不足；第三方面是改变积累挤占消费的 状况，把发展生产与改善人民生活紧密结合起来，提高人民群众的积极 性。按照传统观念，积累率与消费率之间存在着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 人们认为，积累率的提高必然要以牺牲消费为代价；而提高消费率，必 然要导致积累率的下降。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有没有可能在适当提高人 民生活水平的同时，又能保持较高的积累率呢？十六年来的实践证明， 是可以做到的。从1978年到1993年，我国年平均积累率是33.23％， 而 与此同时，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水平也得到了明显的改善，全社会的消 费水平也一年比一年提高。从国民收入使用额在积累与消费间的分配变 化就可看出，1993年的积累额（10069亿元）比1978年（1087 亿元）增 长8.26倍；而同期消费额也增长了7.44倍。这说明，积累率与消费率之 间固然有此消彼长关系，但积累率与消费额之间这种关系并不一定存在， 可以做到双向兼顾，互相促进。 正因为我国有了33％以上的较高的积累率，才有1979年至1994年年 平均9.4％的经济快速增长。这种高积累率决定高经济增长率的情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