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指 出，实现“九五”和2010年的奋斗目标，关键是实行两个具有全局意义 的根本性转变：一是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体制转变；二是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笔者就这“两 个转变”的有关问题，采访了我国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特邀 顾问刘国光教授。 笔者：据我所知，您是我国经济学界最早提出经济增长方式转换主 张的学者之一。记得在1985年11月，您就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 试论我国经济的双重模式转换》，提出中国应从“以高速增长为主要目 标，外延发展为主导方式”的发展战略，逐步转向“以内涵发展为主导 方式”的发展战略。当时在海内外曾引起不小的反响。近些年您也一直 在研究经济体制改革、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问题，请您先谈谈对《建议 》提出的“两个转变”的看法。 刘国光：其实，“两个转变”并不是现在才开始讲的。党的十一届 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经济就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80年代中期，我国经 济理论界，包括我本人在内，就曾经提出过双重模式转换，一重是经济 体制模式的转换，即由过去传统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模式转向市 场取向的经济体制模式。另一重是经济发展战略转换，其含义比现在所 讲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含义要宽些，包括生产目的的转换、产业结构 的转换、消费与积累关系的转换、发展策略的转换、管理制度的转换和 发展方式的转换等。其中发展方式的转换实际上相当于现在所讲的增长 方式的转变。 经过十几年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我国体制模式和发展模式发生 了不小的变化，上述一整套转换在许多方面都有所前进。这已是人所共 知的，不用赘述。但在增长方式的转换上，我们遇到的困难和阻力却比 较突出，至今进展不顺，效果不显。外延、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以追 求数量、规模、速度、产值为目的，其手段是投入，包括资金、物资和 劳动力的投入，而对于经济发展的质量、效率和效益重视不够。而内涵 、集约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则要求通过技术更新改造，管理质量的提高， 生产的集约，人的素质的提高，来求得质量和效益的提高。这一点我们 即使到现在还是重视不够的。有专家测算过，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经 济增长72％是靠投入取得的，只有28％是靠技术进步取得的。这与发达 国家相比有很大的差距，目前发达国家经济增长50—70％是靠技术进步 取得的，二战后发展比较快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中平均有30 ％也是靠技术进步取得的。 笔者：十多年来我国经济在总量增长上令人瞠目，而在质量效率的 提高上则很不尽如人意。为什么这方面的进展仍很不理想呢？其中的难 点又何在呢？ 刘国光：我想这并不完全是由于我们在政策上的疏忽。早在1981年 五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就提出了要走出一条速度比 较实在，经济效益比较好，人民可以得到实惠的路子；以后又多次提出 要把经济工作重点转移到提高经济效益的轨道上来。经济增长质量、效 率总是不高，其中的原因是很复杂的，有国情上的制约，也有体制上的 制约。而以下四个方面的原因是值得特别注意的。首先是各级政府和官 员的政绩考核，事实上都与经济发展的速度规模有关系。其次是政企不 分的旧体制还没有完全退出历史舞台，资金大锅饭和预算约束软弱的痼 疾仍起作用，因为花的不是自己的钱，所以投资决策者不害怕收不回投 资，企业经营者也不怕亏损。三是企业素质较低，经营管理水平不高， 特别是国有企业各种负担沉重，没有力量，也没有兴趣进行技术改造和 创新。最后一点是我国城乡劳动力多，需要解决庞大的就业队伍问题， 单纯靠提高劳动生产率，劳动效率，不铺就一些摊子，在中国是不行的 笔者：在重数量速度轻质量效率的问题长期未能解决的背景下，中 央这次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方针，可以说这是过去多次强调把经济 转到提高经济效益上来这一方针的继续。然而在进入“九五”时期和迈 向21世纪之际，把这一转变提得这样高，等同于经济体制的转变，是不 是表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有着更为特殊的迫切性呢？ 刘国光：当然。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之所以日益紧迫地摆在我们面前 ，是因为，第一，过去长时期的经验证明，以追求数量为主要目的，以 增加投入为主要手段的外延粗放型的发展道路，必然反复引起经济过热 、通货膨胀和经济调整的剧烈波动，造成不利于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损 失，而且经济规模越大损失越大，我们现在经济又上了新台阶，规模更 大了，将来还要大，总是这样反复剧烈波动是不行的，小波动不可避免 ，但大的波动应当避免。第二，随着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和需求结构层次 的升级，以及大规模基础设施装备的需要，我国产业结构将再次摆向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