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71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519(2011)05-0042-06 90年代中后期以来，我国的中等职业教育招生数与在校生数持续下滑，办学陷入了困境。背后一个不容回避的矛盾是，一方面产业界亟需大量的技术人才，“十万元年薪聘不到一个高级钳工”，政府也连续几次召开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提出大力发展中等职业教育；另一方面，以农民子女为主体①的中等职业教育潜在生源反应低迷，与政府的积极倡导和产业界的紧迫需求形成强烈反差。问题究竟出在哪里？科尔曼曾经非常自信地指出，以方法论个体主义和微观层次为基础的理性选择完全可以用来解释宏观层次的社会现象。②本文重点从微观层次上分析农民为子女进行职业教育选择的过程，通过对中国社会结构变迁与中等职业教育兴衰起伏的历史考察，以农民的理性选择为主线，用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探究当代中国农民为子女选择职业教育的根本诉求，解释当前中等职业教育的困境。 一、农民的行为选择是否具有理性 在许多研究中，“农民观念落后、缺乏理性”常常被认为是导致中等职业教育困境的重要原因，是否真的如此？我们有必要对农民的行为选择是否具有理性进行探讨。 农民的一般行为是否具有理性呢？关于这一问题曾有许多争议。比如马克斯·韦伯曾经指出，处于“传统主义”下的农民，其追求的并不是得到最多，而只是追求为得到够用而付出的最少。③用现代经济学的语言来说，即不追求利益的最大化，而只是追求代价的最小化。由此，韦伯判定传统主义下的农民这种只追求代价最小化的行为是非理性的。波耶克通过对荷属爪哇(今印度尼西亚)农村30年的跟踪研究，也指出在“农民社会”中，由于人们缺乏求利欲望与积累动机，只以“够用”为满足，因而也表现出了与“正常的”供应曲线反常的“非理性”行为。④这种认为农民只追求代价最小化便是“非理性”的观点曾一度非常盛行，他们普遍认为那种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假设已不适用于农民。因此，产生了许多所谓农民经济是“道德经济”⑤、“爱与怕的经济”⑥等说法。 但这种认为农民非理性的看法也遭到了许多学者的抨击，60年代舒尔茨便从理论和经验两个方面论证了农民像其他人一样是具有理性的。⑦70年代末，波普金出版了《理性的农民》，专门反驳斯科特关于亚洲农民经济是“道德经济”的观点。⑧其实，这场延续几十年的关于“农民理性”的大讨论，一个关键点就是如何看待农民对市场信号的心理反应以及体现这种反应的供应关系问题。亚当·斯密认为人的理性在于他在各项利益的比较中选择自我的最大利益，以最小的牺牲满足自己的最大需要。这本身就包含了“追求代价最小化”与“追求利益最大化”，二者是同一的，都是“经济理性”的体现。因此，绝不能仅凭“追求代价最小化”而判定传统农民是非理性的，也不能仅因“追求利益最大化”而判定农民的行为是理性的。因为农民(尤其是现代农民)对市场信号的心理反应过程是相当复杂的，其所表现出来的“理性选择”行为也是多元的，且受制于许多非经济因素。正如科尔曼所说：“理性行动是为达到一定目的而通过人际交往或社会交换所表现出来的社会性行动，这种行动需要理性地考虑(或计算)对其目的有影响的各种因素。但是判断‘理性’与‘非理性’不能以局外人的标准，而是要用行动者的眼光来衡量”。⑨ 二、农民为子女进行教育选择的内部框架 其实，在整个社会科学中，几乎所有的理论都隐含着对社会行动者是理性的还是非理性的预设。无论是经济学的“理性选择”还是社会学的“理性选择”，其前提就是首先要承认人的行为是受“理性”支配的(不管这种理性的基础是什么)。有学者曾经说过，“理性与非理性是不可分割的，离开了理性的非理性与离开了非理性的理性都是片面和贫困的。”⑩在理想状态下，即信息充分、可选参数穷尽时，人总是追求最大利益。但是，现实社会中的个人决策往往受众多因素影响(如信息失灵、时间成本高和自身素质问题)而表现出“有限理性”。所以，看似非理性的选择，实际上是在特定条件下的“满意最大化”或者说是效用最大化，这样的理性是现实世界的实然形态。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本研究认为农民是具备理性的——一种有限理性，其基本特征是尽量减少风险，在此前提下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正如林毅夫所说，“许多被用来证明小农行为不是理性的典型事例，通常都是具有城市偏向的人在对小农所处的环境缺乏全面了解的情况下作出的论断……如果能设身处地从小农的角度考虑问题，则可以发现这些被认为是不理性的行为却恰恰是外部条件限制下的理性表现”(11)。 农民为子女进行教育选择的问题，其根本的动因在于农民对子女效益最大化的追求，而这种追求会受到四个方面因素的影响：一是农民在相应资源中所具有的利益及其对资源与信息的掌握情况，即“资源价值”。农民要有足够的资源信息，才能做出目的性选择；二是农民(包括其子女)的个人实力状况，它存在于他所控制的资源价值和信息之中；三是每个行动者所控制的资源与信息及其分布状况，即“控制分布”，农民子女教育选择发生以前，其控制分布受制于个人实力及其所掌握的资源与信息，而行动发生之后，资源信息与个人实力状况又决定了其后续行动中的控制分布状况；四是行动的后果，这包括农民及其子女对选择后果的价值所做出的判断。图1就是笔者根据社会学理性选择理论的基本原理制定出的对农民为子女进行教育选择行动的一般分析框架。
图1 农民为子女进行教育选择的分析框架 三、社会结构变迁引发的中等职业教育功能蜕变 农民作为劣势阶层，实现代际阶层地位跃迁是其对子女接受教育的主要期待，能否实现阶层地位提升是他们对教育选择后果的主要评价尺度。以中等职业教育为例，从改革开放初期的蓬勃发展到90年代中后期的不断下滑，中等职业教育境况变化的根本原因在于，随着职业趋高级化带来的人才高要求及国家就业分配制度的变化，接受中等职业教育的后果与农民的教育期待由同一演变为相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