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福林(2009)首次提出的“二次改革”概念，受到了多方面的关注。[1]以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为主线，我国确实处于二次改革的历史性选择的关键时期。笔者认为，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在工业化中期之后三次经济转型的经验，可以考虑将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作为二次改革的基本目标。 一、二次改革的历史任务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而能够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的经济发展方式才值得追求 1.收入分配差距的急剧扩大拷问经济发展方式的分配正义 改革也好，经济发展方式也好，都涉及分配正义，都不能回避分配正义。我国于1978年启动的一次改革中提出“贫穷和落后不是社会主义”，这是凝聚改革共识最基本的价值判断。在这样一个分配正义的口号下，才取得了广泛的社会共识和社会动力。市场化改革的正义性、合法性在于使我国从一个低收入国家走向中等收入国家，绝大多数人解决了温饱问题。由此，我国也由生存型阶段迈向发展型阶段。[2] 以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启动二次改革，同样面临一个基本问题：什么样的经济发展方式才值得追求？谁来支持这样的改革？改革如何能够说明自己的合法性和正义性？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基尼系数无论是绝对增长幅度还是相对增长幅度都明显，全国平均基尼系数在2000年超过了0.4的警戒线，到2007年达到0.454。按照《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年度报告(2004)》，最高收入10%的富裕家庭其财产总额占全部居民财产的45%，而最低收入10%的家庭相应比例仅为1.4%。财富差距达到32倍，如果考虑到差距随着房地产价格的飙升，目前的财富差距至少超过40倍，而2009年对应的居民收入差距大约是23倍。[3] 实际上，在我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当初考虑改革的时候，就已经看到，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就需要解决共同富裕的问题。1986年，邓小平就指出：“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国民收入分配要使所有的人都得益，没有太富的人，也没有太穷的人，所以日子普遍好过”。反之，“如果搞资本主义，可能有少数人富裕起来，但大量的人会长期处于贫困状态，中国就会发生闹革命的问题”。1990年12月，邓小平又指出：“共同致富，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讲，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4]1993年9月，邓小平强调：“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题目已经出来了，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分配的问题大得很”。[5] 2.主流的经济结构转型论回避了分配正义问题 目前，我国主流的经济发展方式表述是将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看成了一个经济结构变化的过程，在对问题的描述中回避了分配正义的问题。在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认识上，最全面和权威性的表述是：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 这样一个表述方式尽管刻画出了我国由工业化中后期转向后工业时代经济结构变化的客观趋势和规律，但因为回避了分配正义的问题，难以回答二次改革的方向性问题。如果简单地将二次改革说成是促进经济结构转型，无法说明谁来支持二次改革，如何能够凝聚社会动力，争取二次改革最广泛的社会支持。 3.能够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的经济发展方式才值得追求 我国二次改革可以从福利经济学中汲取思想资源。欧美西方国家在工业化中后期向后工业社会过渡的过程中，由于长期推行古典自由主义的经济发展模式，出现了严峻的两极分化现象和生产过剩，由此导致1929-1939年的经济大萧条。其后发达国家出现了由古典自由主义向福利国家模式的转型。在这次转型中产生了经济学思想变革的两大成果：一个是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1936)撰写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提出了政府运用财政货币政策干预宏观经济运行的主张；[6]一个是英国经济学家庇古(A.C.Pigou，1920)撰写的《福利经济学》，提出国家运用再分配手段增进全社会福利的原理和正当性。[7]这两大思想从不同的侧面对古典自由主义思想进行了批判性的反思和超越，也都成为欧美发达国家经济转型最主要的思想资源和政策资源。 相比而言，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主要是对短期经济波动进行调控和干预，并不涉及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型，也不涉及价值判断。而庇古的福利经济学则属于典型的规范经济学，有着鲜明的价值判断，成为发达国家向福利国家转型重要的思想资源。在庇古看来，经济增长不是为了经济增长本身，而是为了增加社会的总福利。而且庇古还提出调节收入分配同样能够增加社会总福利的命题。在他看来，社会总福利既取决于国民收入总量，也取决于分配平等。他的社会福利函数有两层含义：一是国民收入总量愈大，社会总福利就愈大；二是国民收入分配愈是均等化，社会总福利就愈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