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长期高速增长之谜的核心即是——高度权威化的权力体制如何与市场经济和制度规范结合在一起。人们惊奇于这种结合，也怀疑这种结合能否在推进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生成新的社会治理方式。这一带有制度性的追问，并不能从目前充斥学术领域的“渐进式改革”、“增量改革”以及内容模糊的“北京共识”和“中国模式”中得到答案，这些阐述更多的是对改革过程的经验性描述和过程性总结。也基于此，有学者认为“中国经验”相对“中国模式”更为合理。①[1][2][3]以30多年改革的稳定性、渐进性和有序性，改革的过程肯定存在一个制度化的演进路径，经验层面的理解明显无法涵盖制度层面的演进。[4]对于中国改革的理解当然要关注其特定环境下的实践经验，但还要从制度层面关注权力体制如何与自由市场和制度规范相结合，更重要的是还要理解这种制度层面的结合能否在权力体制框架下得到稳定而有序的演进。 从自由市场和现代制度生成与发展的角度考查，权力是自由市场和现代制度构建不可或缺的因素，无论王权专制还是重商主义，也不论国家资本主义还是组织化资本主义都是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推动力量；无论是王权、强制性官僚体制，还是新公共行政都是通过不断扩张的公共权力来塑造并完善现代制度的建设。当今，自由资本主义国家市场机制和制度规范都相当完善，但无论在日常秩序监管还是在危机状态下的社会治理仍给政府权力的施展保留很大空间。在这一意义上，权力与自由市场、与制度规范并不相悖。权力、市场和制度都有能力造就各自的空间，关键是如何促使三者塑造的空间融通为一个整体，而不是一方占有或挤压其它两者的空间，这是现代社会良性运作的基础。②[5](P29)以此来判断中国的改革，我们会发现改革中的权力体制不仅没有挤占市场和制度的空间，反而在助推市场和制度方面取得了长足发展，权力体制尽管从经济、生活等领域逐渐退出，但其公共性作用却不断强化，中央权威也更加稳固。这说明，中国已经存在一个促进公共权力、自由市场和制度规范共同成长的环境。承认这一点，也就意味着认同中国存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结构性发展空间和制度化的演进路径。 一、权力让渡与权力体制的模块化 黄宗智认为，改革中的国家体制其实是一个分权的体制，也仍然是一个中央集权的体制，它是两者的微妙结合的体制，如何理解这种分权体制，他认为应当把改革的分权体制与“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地方分权连接起来理解，只是改革的分权体制在原有分权体制的基础上附加了新的市场化。[6]从这一视角来看，改革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在于时下的体制能够将原有集权体制、改革中的分权体制以及市场经济糅合在一起，使集权的高效、分权的灵活与市场的自由等功能都得到有效发挥。但如何使充满矛盾的分权与集权、权力体制与自由市场实现最佳组合，这恐怕是理解中国改革成功的一个核心问题。 (一)捆绑型权力体制与权力下放 权力体制的构建是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必要条件，因为国家需要以权力的公共化将分散在广袤土地上的个人或团体统一起来。工业革命和交通工具的变革为权力的公共化和远距离传导提供了使得条件，但更重要的还在于权力以何种表现形式将社会各层面容纳于其中，这就是社会学家长期关注的将个体联系起来的权力关系和距离关系，如涂尔干相互连接的“法治媒介”，马克斯·韦伯快速传导权力的“科层制”，加布里埃·塔尔德(Gabriel Tarde)远距离交流的“公共舆论”，以及稍晚一些的诺贝特·艾利亚斯(Norbert Elias)容纳社会各阶层的“相互依赖的链条”等。[7](P7-24)这些都是旨在对权力能够实现远距离传导和扩散的分析，但权力传导和扩散的媒介要发挥作用仍需依赖社会层面的关联度的提升。从历史角度来看，这些“媒介”不都是孤立存在，它们具有共时性和同步性，都是在工业化的社会分工、职业化和市场化基础上展开的。正是这一共同的基础推进了公民社会和市场经济成长，提高了社会整体上的关联度。而社会关联度的提升恰恰是实现公共权力远距离扩散和传导的基础，没有这一基础，任何法治、科层制和公共舆论等“媒介”都可能沦为单纯的“政治摆件”，不可能将“个人关系”和“距离关系”沟通起来。 20世纪的中国始终缺乏工业化的社会分工、职业化、市场化等远距离传导和社会整合条件，整个社会长期处于一盘散沙状态，即使国家能够确立一套完整的法律体系或科层化的官僚体制(如20世纪30年代的民国政府)，也无法实现公共权力的远距离扩散和传导，导致国家对社会各层面的控制和整合力量薄弱。如何实现对社会各层面有效整合又推进国家权力的远距离传导是中国政权建设的关键问题。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中国摸索出了一条独特的道路，这就是在整个社会确立起严密的党的组织体系。由于党的组织体系能够远距离延伸，并能够以思想和行动上的统一推进对社会的整合，党的组织体系在建设和拓展过程中将成千上万的个体从原有生活状态下解放出来，形成统一的话语权力和交流渠道，同时也将各种社会经济资源从原有散乱的状态下整合起来，为国家权力的扩散和传导奠定了基础。依靠党组织体系的社会整合功能来实现权力的远距离传导，这种政权建设模式决定了国家权力体制将与党的组织体制形成一个紧密结合的整体。国家要将社会各个层面纳入统一体制，要强化社会动员和资源汲取能力，都需要依赖于党组织的远距离社会整合功能和公共话语能力。通过强大的组织资源，党不仅可以把握各种权力体制，而且党的意志也可以贯彻到各种权力体制的运行中。这就意味着国家政权建设中构建起的经济体制、行政体制以及其它社会体制都必须与党的体制统一在一起，从而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以党的体制为核心的捆绑型权力体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