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不能仅把社会体制改革的目标锁定为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 现在看来，仅仅把社会体制改革的目标锁定在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上面还是不够的，因为社会体制有自己的特点和发展规律。 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确切含义至少应当包括两点：一是市场主体的多元化要求社会主体同样也多元化，并按一定秩序组成生活共同体。利益协调、共识认同等构成秩序的基础。二是这种多元化的社会体制要在市场失灵，尤其是在资本权力失灵的情况下，对其进行约束，防止利益过度集中。 除此之外，社会体制还取决于人类社会自身的特点。美国政治学家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通过5000个人类公用资源的案例发现，对于“共用资源悲剧”，人类既不需要把公共资源私有化，也不需要交给国家管制就可以自己解决。这种解决方案通常是制定非正式的，有时是正式的规则来分享共用资源，条件是“如果人们认识到他们将在一个设有界限的团体里继续生活下去，在那里持续合作将会受到奖励，他们就会注重自己的名声，同时也会监督并惩罚那些违反团体法规的人”①。在这样的领域，人们之间的合作是自下而上的，而不是自上而下的，它以共同的价值和规范为基础。这个理论很重要，它从某种意义上解释了我们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和社区组织作用的机理。另外，它也告诉我们，如果一个社会没有这样的规范和价值作为基础，它会产生一系列的问题，即我们通常所说的“社会问题”。 无独有偶，英国学者理查德·威尔森金和凯特·皮尔特的新著《不平等的痛苦——收入分配如何导致社会问题》从不平等的视角分析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和社会问题的产生，通过数量分析方法透视了不平等与幸福、相互信任、寿命预期、青少年怀孕、精神疾病、犯罪率、社会流动性、教育等问题之间的关系，提出了不平等是各种社会问题根源的结论，一些结论和判断相当有警示意义。 理查德·威尔森金和凯特·皮尔特把注意力放在了社会关系中利益的不平等上，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则是关注共同利益中的治理模式。在实践中，二者是可以有机结合起来的。它们对我们理解合理的社会体制改革和建构都不可或缺。 我们所理解的社会体制，是社会秩序的结构及其运行机制。现阶段中国的社会体制是指为了实现公平与公正目标，社会建设的各类主体，包括政府、社会组织和私人部门在处理社会事务和提供社会公共服务过程中的角色、作用、相互关系等制度安排，是人们在共同体中的社会秩序和各个个体之间的行为合作方式。 当前，中国正在制定“十二五”规划，社会建设被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前不久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站在全面推进体制改革的战略高度，提出加快社会体制改革。 为了真正实现科学发展，必须综合考虑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和社会体制的改革。完善的社会体制对于应对经济发展带来的种种社会问题至关重要，不可或缺；社会体制改革也将为未来经济的持续繁荣创造必要的条件，更是人民幸福生活的制度保障和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体制改革的目标和方向如何确定，现在真正需要我们冷静下来，认真考虑，深入研究，也需要在各种思想和智慧中寻找启迪。 当前中国社会体制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在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初步建立，与之相适应的经济政策和宏观调控机制也已经基本建立并在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逐步完善之后，人们对于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社会体制的认识还不够充分，对社会体制的运行规律也还有待于进一步探索，中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所要求的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的基本制度框架还需要进一步完善。 随着国际形势和全球发展格局的变化，以及中国经济持续快速的发展、综合国力的不断提高，中国已经具备推进全面社会体制改革的基本条件。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上个世纪拉美经济中途夭折的根本原因之一，是由于在经济得到一定发展之后，社会体制改革没有及时跟进，社会不公平现象严重，最终导致社会动荡不安，使经济发展缺乏安定的环境，陷入了所谓的“拉美陷阱”。同时我们还必须注意到，当前中国社会体制中存在的问题与全球化有着密切的联系，例如，全球化是造成收入差距扩大和利益关系不协调的原因之一，全球化还造成了各国就业岗位数量的重新洗牌。国际经济体系使国内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更大的风险性，必须通过内部改革来适应外部形势的变化。因此，要考虑建立和完善与全球化经济相适应的国内社会体制，要有这样的战略眼光。在这个意义上，社会体制改革还不仅仅是对传统意义上的社会体制进行变革，它包含了更深刻、更广泛的内容。 在当前，适应国际形势的变化和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要求，必须通过社会体制改革来推动消费型社会的发展，以应对出口导向型经济转变带来的需求萎缩和发展动力不足问题。因此，社会体制改革的核心层面设计要放在着力理顺各种利益关系，建立各类社会主体积极参与的社会治理体制和大部分社会成员能够接受的社会认同机制，具体问题层面的设计要考虑改革医疗卫生体制、社会保障体制、教育体制、文化体制，等等，甚至包括心理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