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社会主义国家纷纷转轨,彻底抛弃计划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似乎已经成为不二的选择。著名转轨经济学家科尔奈断言:社会主义体制“最终发生真正的革命性变革之后,经典社会主义体制将一去而不复返,社会也将从此迈向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① 中国的计划体制没有出现科尔奈所预言的大崩溃,而是出人意料地表现出适应能力、灵活性和创新性。“六五”规划以来,中国五年计划通过逐步改革实现了转型,重新焕发出活力,持续活跃在发展政策舞台的中心,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在如何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方面,中国领导人特别是邓小平务实性地提出了“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1992年他讲道:“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②这一“手段论”,既不同于“计划至上论”,也不同于“市场至上论”,而是在引入、催化和推动市场经济的同时,促进计划不断转型,持续发挥作用,使计划和市场成为中国发展奇迹的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两个手段。 从国际比较看,中国实现经济高增长绝非偶然或凭运气。我们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库和联合国计划开发署数据计算,在1978-2008年期间,世界166个可计算的国家和地区中,中国是GDP增长率最快、波动系数最低的国家之一,也是人类发展指数(HDI)提高程度最大的国家之一。我们还发现,经济增长率最快的20个经济体中,都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其中实行五年计划的国家有13个(见表1),在经济增长率最快的前10个经济体中则有8个。反过来讲,从1990年以来苏联和东欧放弃计划手段的国家,不仅没有出现经济学家所预期的高增长,反而出现了负增长,其下降程度远高于20世纪30年代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大萧条”。例如俄罗斯2006年人均GDP才超过1990年的水平,③HDI至今还低于1990年水平。④这绝不是历史的“巧合”,也不是国际的“巧合”,再次证明“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这里,对中国而言,关键是如何引入市场手段,改革计划手段,使它们真正变为发展奇迹的重要手段,这是经济改革的两个重要方面。
那么,如何理解市场这一无形之手与计划这一有形之手的关系?改革以来,中国的五年计划发生了哪些重大变化?中国发展奇迹和五年计划(规划)的关系是什么?研究表明,发展规划在中国发展的公共服务奇迹和经济发展奇迹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发展规划在提供公共服务,调控发展模式,促进经济增长,减少经济波动等方面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一、计划与市场的互补性 在计划经济时期,由于中国的基本国情与苏联差异甚大,因而并没有能够真正实行苏联式的“大而全”的计划体制,而是实行“大计划、小自由”的准计划体制。与苏联的典型计划经济体制相比,中国计划经济主要覆盖率相对较低;实行计划经济体制时间相对较短,还没有完全锁定在计划经济的轨道之中;计划经济体制本身受到多次强大的政治冲击,在很多时间内“有控制、无计划”,又常常“计划总是赶不上变化”;中国国有经济占工业总产值和全社会总产值的比重远低于苏联的比重;它不是“铁板一块”的计划经济体制,而是客观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经济体制即计划内经济与计划外经济;两种不同的所有制即国有经济与非国有经济;两种不同经济形态即城镇经济与农村经济。一旦中国经济改革,上述特征都会有助于中国不仅很快摆脱准计划经济体制,而且还会创新出“双轨制”的改革路径,从而形成中国特色的新型的经济体制。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领导人进一步意识到计划和市场都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的重要的不可或缺的手段。1979年3月陈云指出,60年代以来,无论苏联或中国的计划工作制度中出现的主要缺点:只有“有计划按比例”这一条,没有在社会主义下还必须有市场调节这一条。他提出整个社会主义时期,经济应该有计划经济部分和市场调节两个部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两部分的数额不是此涨彼消的关系,而是都相应地增加。⑤同年11月邓小平就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⑥由此开始打破原有的单一的计划经济体制,并逐步向市场经济转型:1982年党的十二大提出的“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⑦1984年中共十二届四中全会提出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⑧1990年中共十三届七中全会提出的“实行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⑨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⑩1995年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发挥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两大优势”的思路;(11)2007年党的十七大重新强调:“发挥国家发展规划、计划、产业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导向作用,综合运用财政、货币政策,提高宏观调控水平。”由此可知,中国并不同于苏联和东欧国家的转型之路,从“一只手”(指计划)到“另一只手”(指市场),(12)而是从“一只手”(指计划)到“两只手”(指市场和计划),不过此时的计划已经不是彼时的计划。(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