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第一次转型——建立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 20世纪50年代以后，即新中国建立以后，我国逐步建立了以公有制为基础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并不是少数人的主观意志，而是有其客观历史必然性的。 首先是源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基本特征的科学预测。马克思恩格斯处于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代，他们在研究资本主义运动规律时，曾经运用逻辑推理的方法，论及未来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比如，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无政府状态，将让位于按照全社会和每个社会成员的需要，对生产进行有计划的调节；计划将根据社会的需要来配置各种经济资源，直接规定社会分工，并对各种产品所消耗的活劳动和物化劳动量进行直接计算；社会生产、积累、消费均按照计划进行，社会主要是根据实物量单位来制定国民经济计划。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作为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对立物而提出来的。在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前苏联领导层围绕商品、市场问题，曾经展开了剧烈的争论。争论的实质是如何对待市场问题，集中批判了“迷信市场自发力量”的观点，并在这个基础上确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 其次是20世纪20年代末至50年代，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遇到了严重挫折。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发生剧烈的动荡，即爆发了历史上最广泛、最严重、持续时间最长的经济危机。资本主义经济萧条，失业现象严重，资产阶级传统的古典经济理论已经无法解释大萧条中出现的各种经济现象，其理论体系中所假设的某些重要前提已经行不通了。诚如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中所指出的，“结果是理论与事实不符，应用起来非常糟糕”，更谈不上能为资本主义摆脱经济危机提供“有效”对策。在这种背景下，被称之为“萧条经济理论”的凯恩斯主义出现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借鉴社会主义国家所实行的对经济生活的直接干预，明显地加强了国家对国民经济的宏观调控，运用国家财政政策调节总需求，这对挽救当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大萧条起了重要的作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便逐渐得到了恢复和发展。既然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在那个年代遇到了严重的挫折，社会主义国家还会再选择这种市场经济体制吗？况且，20世纪20年代末至50年代，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社会主义国家，也的确出现过比资本主义国家更加繁荣的景象。从这个意义上说，当时社会主义国家所以选择计划经济体制，并不是由少数人的主观意志决定的。 再次是中国赶超型的经济发展战略与超经济强制的资本原始积累。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末期，中国之所以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相当程度上是和中国政府所选择的赶超型的经济发展战略，以及与其相联系的超经济强制的资本原始积累联系在一起。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建立后，为了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先进的工业国，以及面对严峻的国家安全形势，迫切要求把国防建设搞上去，中国政府因此果断地选择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超常规工业化发展战略。而重工业是资本密集型产业，高度依赖于中国最稀缺的经济资源——资本。这就必须尽可能地保持一个较高的积累率。为此，就必须依靠国家政权力量和行政系统的参与，即为了使极其有限的经济资源最大限度地向重工业倾斜，就必须形成与国家集中决策相联系的纵向筹资模式相联系的资源和资金供给机制，即超经济强制的资源与资金供给机制。这种性质的资本原始积累，必然是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联系在一起的。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相联系，是由一整套制度构成的：即，自上而下的指令性的生产与流通计划；带有国家垄断性质的统购统销；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结构；以公有化为基础的政企合一与政社合一的微观组织形式。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城乡微观经济组织是作为政府的附属物存在着，政府不仅控制着宏观决策权，而且控制着微观决策权，政府直接通过指令性计划配置资源，完全排斥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 二、第二次转型——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体制 市场经济所固有的激励机制与约束机制，以及与其相联系的高效率，决定着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所取代，是历史的必然。但是，由于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采取渐进式的改革，同时因为我国的资本原始积累还将延续很长时间，使得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必然表现为地方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体制。渐进式改革是从体制外增量改革入手，尔后一步步深入到体制内存量改革。也可以做这样表述，渐进式改革是在旧体制改革阻力较大的情况下，首先在旧体制外围发育新的体制和新的经济成分，随着新体制和新经济成分的不断壮大，经济结构的不断变化以及改革环境的不断改善，再逐步把改革的重点转到改革旧体制方面。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经验表明，单纯从国有制企业(旧体制的核心)改革入手推进市场化进程，必然会面临一系列难题，诸如政企分离难、企业破产难、工人失业难、历史包袱减轻难等老大难问题，以及传统思想观念的抵制(如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因此拖延到21世纪)。而从体制外改革入手，进行市场化改革，则可以暂时绕道这一系列难题，把改革的阻力降到最低限度。由于非公有制经济与市场经济有着天然的内在联系，因而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对于推进市场化进程有着决定性作用。当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还可以对市场竞争态势的形成与强化产生积极的影响。而伴随着市场竞争力度的强化，必然对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革产生强有力的推动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