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日启动的重庆户籍制度改革引起了热议。至2020年，重庆要把有该市户籍的1 000万农民转为市民。如能做到，这应该是中国1949年以来最大规模的农民转市民运动。 户籍改革“留门槛” 目前多数地方的户改仍停留在放开户籍登记层面，而未触及深层次的社会福利制度改革，事实上，与户籍挂钩的教育、医疗、就业、住房、养老保险等方面的权益分配才是问题的关键。主流观点认为，户籍制度一旦彻底放开，将会导致大批流动人口涌入城市，让本已十分紧张的政府服务体系更加不堪重负，导致社会动荡及犯罪率不断攀升。故只能让农民有序的渐进的转移到城镇。重庆市的做法是让有条件的农村人士先期落户城镇，有利于让其尽快融入城市，从基本素质上来讲，更容易变为市民。如果不留“门槛”，那些就业无门、购房无望的农民一窝蜂涌入城市，如果不解决公共福利、社会保障等实质意义的东西，城市户口只是一张“空头支票”。大规模农转非的行为等于把城乡差距以一种更直观、对抗性更强的方式复制到城市。 重庆实施的户籍制度改革，做到了综合配套力所能及。早在2008年就成立了农村土地交易所，为农民进城后留下的土地交易搭建了平台；2009年又启动了公租户建设，为农民进城解决住房问题；核心措施是：为解决就业问题对农民进行各种技能的培训，引进惠普、富士康等企业提供数十万就业岗位，鼓励创办微型企业；稳定、持续的对教育的投入，为农民子女进城入学提供了保障……正是有这些前置条件，重庆今天的户籍制度改革才具有可操作性。随着城市化进程、经济的转型，重庆市户籍制度改革的方向和路径也逐渐清晰，即剥离户籍含金量，建立可携带的社会保障制度，消除公共服务的城乡差距。 重庆户改能否让农民享有同市民平等的权利 重庆的做法是，只要农民的户口一转，就给他“五件衣服”(就业、养老保险、医疗保险、教育、住房)即五个保障。按重庆市市长黄奇帆的话说：只要户口一转换，与市民同等的就业、养老保险、医疗保险、教育、住房等五个跟户口关联的制度性保障，一步到位全部覆盖。农村里的“三件衣服”(即宅基地、承包地、林地)则可以缓1到3年，甚至5年再脱，让进城农民有个周转过渡期。 这种做法，被人认为是让农民“拿土地换社保”。这实际上是个认识误区。正如重庆市市长黄奇帆所说：中国的农民在农村也不是说没有保障，也有三个保障，比如说农民的宅基地、承包地，还有林地。问题是这三块地都是集体所有，在这些土地的权属问题上，能不能私有化，能不能让农民自由买卖，学界一直争论不休。重庆市在这次户籍制度改革中，倒是用实践巧妙而妥善地解决了这一难题——脱下“三件衣服”的具体操作办法为：是否流转、价格多少是由农民自愿自主的。这实际充分体现了物权法的落实，是运作机制的创新。至于是否属“拿土地换社保”，是否公平，这个问题应该不难厘清。所谓“换”就是交换，就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或是以物易物现场交易。一旦交易成功，是不能反悔的。而重庆的做法则是在转户口的同时，就将“五件衣服”给了农民，而农民用以“交易”的原有的“三件衣服”可延期一至三年甚至五年“交货”，如果农民不愿意进城，“五件衣服”穿了五年后，觉得不合适，还可反悔退回；“以三换五”若成功，“三件衣服”在正式出手时，农民还可得到额外的补偿，且补偿的价格、时间，农民有权谈判。如果说这样以“土地换社保”不公平，还要把土地长期留给已经进城转户的农民，那么，这不是“吃着碗里占着锅里”，原住市民是否觉得进城农民变市民得了双份保障，也不公平了？！更重要的是，仍在农村的农民会不会更觉得不公平呢？！如果说，过去实施国家战略，为发展工业、兴建城市，剥夺了农民，现在应该反哺，那也应该是“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而不应该反哺已经离开农村的农民个体。正是因为城乡的社保不平等，所以才让一部分农民进城变市民，以渐进改革的方式逐步减少农村人口以提高农民收益，另外通过转移支付加大对“三农”的投入，逐渐求得城乡差别、市民与农民的差距缩小，以至最终实现城乡一体化。如果进城农民的土地不退出，不流转，将会出现大量的撂荒，土地的利用率大大降低，农业规模化、集约化、产业化难以推进，这就失去了农民转移进城的实质意义。 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在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变市民享受国民福利待遇时都必须退出土地。德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的国家，其“投保资助型”养老保险制度是根据1957年《农民老年救济法》建立起来的。该法规定，所有农民参加保险，其资金绝大多数由自己缴纳，只三分之一是国家补贴，且需在50岁以后，通过继承、出租或长期租让等方式转移其农业企业，脱离农业劳动成为农业退休者方可领养老金。这种模式强调效率与公平的结合，体现了权利与义务的对等，且多渠道筹集资金，减轻了政府的负担。 城市化并不能自动解决农民问题，关键是为农民进城就业创造更多的机会。保持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稳定，使农民在城乡之间能够“双向”流动，对城市化的健康发展至关重要。世界公认巴西经济发展获得巨大成就，但巴西城市化过程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是贫富差别过大，城市贫民大部分住在贫民窟。巴西城市贫民窟产生的主要原因，是土地私有化演进为土地占有严重不平等，造成大量无地农民涌向城市。但因超过城市工业发展提供的就业机会，一些人就由农村的无地农民转而成为城市的公开失业或隐蔽失业的贫困群体。现在巴西农村仍有1000多万无地农民，他们持续不断地向城市流动。这些农民大多是“进城无出路，回乡无退路”。重庆的户改方案能有效避免类似巴西现象的发生。 值得注意的是，重庆方案仍存在不足之处，一是土地流转价格偏低，农民不甚满意；二是市、县、镇、中心村四级城镇的功能定位，在这次拉动全局的户籍制度改革中没能凸显；三是以城带乡的产业化布局及产业结构的调整，未能与户改有机结合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