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的独特之处是大规模制度变迁与长时段的高速经济增长同时发生。解读这一现象，涉及两个子问题。 其一，为什么执政党领导的渐进的自我改革能够成功？改革的先行者是前苏联和东欧国家，但他们都失败了。其根本原因是执政和经济发展两大目标的冲突。稳定执政要依靠制度的基本主体力量，即计划经济的科层部门体系。但市场导向的改革要求资源和权力的重新配置，这就影响执政的稳定性。这一矛盾导致了西方学者所说的“改革弯弯绕”。正是基于前苏东各国改革普遍失败的事实，萨克斯的“大爆炸”理论和“休克疗法”才红极一时，才有各种“预言家”多次宣称中国改革也不会成功。但今天中国的渐进改革已成功打破前苏联东欧“改革弯弯绕”的魔咒，基本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国有企业仍然支配着战略性产业，国有资产仍是国民财富的重大主体，国家宏观管理仍对经济运作发挥着指导和调控作用；而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同时积累了管理市场经济和多元社会的第一手经验，有序地展开由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 其二，为什么高速经济增长与不平衡长期并存？中国三十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已是不争的事实。但这一增长的特征乃是各种不平衡的存在，表现为几“高”几“低”：“低”是指低工资、低消费、低度发展的国内需求市场；对应的几个“高”是高积累、高投入、高增长速度。由低的国内需求和高的生产增长相结合，产生了高度的对国际市场的出口依赖。 上述两个问题合在一起，即在大规模制度变迁的同时实现以不平衡为特征的长期经济增长，这可以称为“中国现象”或“中国问题”。解读这个“中国问题”，对当代社会科学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理论挑战。这里，我将提出两个基本概念作为对上述中国问题的理论解释。 第一个概念是三元的改革治理结构。改革作为制度变迁的历史进程，由参与改革的不同社会主体的合力所推动。在前苏联和东欧，参与改革治理的基本主体是两个，即中央领袖和中央部门科层。而中国有三个，中央领袖、部门科层和地方政府。改革治理结构从前苏联东欧的“二”到中国的“三”，是中国改革成功的关键。这是第一个命题。 第二个概念是三维的市场经济体制。经典市场经济的主体是政府和企业，构成两维的主轴关系。而在中国，又是“二变三”。中央政府和竞争性企业，相当于经典市场经济中的政府和企业。但我国还多出一个地方政府。关键是中国地方政府具有两重身份，它既是政府体系的组成部分，履行公共职能；又是经济主体，承担经济发展的商务功能。就后者而言，地方政府构成的子系统和企业构成的子系统，相互依存又相互独立。我把这个包含竞争性地方政府系统的特殊市场经济称为三维市场经济。 渐进改革的成功与三元治理结构 中国渐进改革的表现形式是“双轨制”，而其保障则是改革治理的三元结构。自1980年代后的财政分权，将地方政府由国家科层系统的层级代理人转变为地区经济剩余索取权的部分所有者，逐步形成了由中央领袖、部门科层、地方政府这三大主体构成的改革治理结构，从根本上改变了改革的动力学。 对于中央领袖，经济发展与政治稳定是其两项基本执政目标。一国的经济压力越大，通过提高经济效能来改善执政能力的可能性越大，中国领袖对制度变迁的需求也就越强。另一方面，中国领袖的权力基础越是广泛，继续执政的能力受改革的威胁越小，则其承担改革风险的意愿就会越高。 对于部门科层，其共性是追求尽可能多的资源与尽可能容易的任务。而计划经济中的科层机构处在利益的行政分配网络的中心，从其职位利益出发，自然会反对市场导向的改革。但中国的中央科层体系从未像前苏联那样强大，又经过“文革”的冲击，到改革开始时重新恢复，控制能力相对较弱；而且其成员大多在“文革”中受到冲击，下乡下厂进干校，对旧体制的弊病和民间疾苦有切身感受。因此，他们大多对旨在改善国计民生的改革是理解和支持的。 至于地方政府，其地位与利益导向在改革年代改变了。一是决策分权，允许地方政府在中央给定的框架内进行自主的政策试验；二是财政分级核算，收入分成，在经济上使地方政府有了追求经济绩效的动力。这两项变化，使中国的地方政府有了双重身份：它既是中央政府在一个地区的“代理”，是全国政府系统中的一层；又是一个地区的“老板”，组织与运用本地区的经济资源来增加自己辖区的生产力发展成为其根本利益。另外，在“发展是硬道理”的大政方针下，地区发展的好坏不但影响地方的经济收入和财力，而且和政绩与个人职业生涯直接相关。这样，在追求经济发展这个目标上，地方政府的经济利益和官员的政治前途得到了高度统一。 上述三大主体中，最关键的变化是地方政府，它使改革治理模式由二元变成三元，改革的动力学随之改观。简要地说： 第一，地方政府的双重身份有助于克服改革与执政的矛盾。在三元治理模式中，地方政府作为对中央科层的一种替代，形成平行的执政基础，为中国领袖统筹处理改革与执政这对矛盾，不断拓宽改革边界提供了良好空间。 第二，地方政府进入改革治理过程有利于打破部门科层对信息与政策执行过程的垄断。部门科层与地方政府对改革有不同导向，对改革措施的评价与分析也必然有差异。因此，中央领袖便可利用这种平行渠道获得较为完全的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