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国家竞争出现以来，就有两种发展模式之争。中国的秦汉之制，修长城、修运河、车同轨、书同文，是国家主导经济发展，“看得见的手”的典型。前苏联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打败德国法西斯，更是成为民族国家抵御帝国主义列强的典范和新中国前三十年赶超的目标。曾几何时，鸦片战争与甲午战争之败，打破了中国文化两千年的自信。启蒙运动把赶超西方列强作为国家强盛的主流。英美模式“看不见的手”主张市场主导经济发展，一度成为20世纪70年代之后各国改革的潮流。前苏联的瓦解更让日裔美国学者福山宣布“历史的终结”，也即资本主义最终战胜社会主义。问题是2008年美国发源的金融危机和中国的崛起，给两种模式的优劣之争出了新的难题：如何理解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成就？如何定位中国经济危机后的调整方向？ 中华民族的特点是重经验，轻理论。所以改革的特点是“摸着石头过河”。过河的方法是从试验中探索，避免了东欧前苏联（以下简称苏东）轻易相信西方经济学权威，搞休克疗法和全盘西化所走的弯路。但是中国选择赶超的目标也付出了代价。假如发展方向是过河，河的对岸就是当时中国赶超的西方大国，这似乎是没有疑问的。但是仔细回想一下中国发展的历史就会发现，中国不同时期过河的赶超目标，实际上是随历史潮流变化的。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的过河目标在是赶超苏联，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我们那时确实学到苏联建立基础工业的先进经验，但是并没有注意苏联模式已经暴露出的不足，例如轻视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导致居民消费落后于西方，使人心思变。从20世纪80年代开放以后，中国又以赶超美国为目标了，也借鉴东亚尤其是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经验，迅速发展了市场经济和出口贸易，大大改善中国的国际竞争力和生活水准。但是，学术界在全盘引进西方经济学体系的同时，同样没有注意美国和日本模式已有的局限。例如，我们引进美国的生活方式，也引进了美国的现代病；学了日本加工出口的经验，却没有注意日本在金融竞争上败给美国的教训，导致中国在经济发展速度上居全球之首，在国际论坛上却没有话语权，至今没有摆脱美国主导的不平等的国际金融秩序。如果中国不能走出“摸石头过河”的局限，就难以摆脱拉美、东亚对美欧发达经济的依赖。所以，中国的理论界和领导人能否“观全局航海”，看清历史的经验和当代的潮流，走出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就成为中华文明能否再创辉煌的历史考验。 为了把握世界格局演变的大势，我们先来看一组数据。中国30年来的改革开放改变了世界的格局。如果按联合国统计的真实GDP的增长倍数来看，世界GDP总量过去30年间增加了2.34倍。低于世界水平的依次是美国（2.33），巴西（2.31），日本（2.02），西欧（1.85），德国（1.80），东欧（0.99），俄国（与前苏联比较只有0.71）。高于世界水平的是东亚（3.31），印度（5.48）和中国（16.51）。 如何理解这一组数据？迷信西方新古典经济学的人认为：中国改革的成功在于市场化，中国深化改革的方向还是市场化。假如此说为真，则苏东的经济发展应当远远高于中国，因为他们不但自然资源、人力资源、基础设施远远优于中国，而且全盘引入西方的宪政与产权制度，国有企业和土地彻底私有化，外贸和金融全面自由化，所谓的休克疗法和华盛顿共识完全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及西方著名经济学家的指导下进行，其结果是全面丧失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遗产，巨额通胀和货币贬值摧毁居民储蓄和社会保障。转型20年，东欧不仅经济发展停滞在转型前的水平，而且近20年来人口持续下降达23％，远超过中国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人口下降约3％的损失。俄国经济学家估计，休克疗法的经济损失不仅超过二次大战，而且超过一次大战加内战和饥荒。东德约几千亿马克的国有资产，在私有化后的净值为负，打破了东德居民企图社会分红的梦想。东欧的国有银行几乎全部被跨国银行兼并，使得应付金融危机的能力还不如东亚金融危机时的东南亚国家。如此大的社会财富转移，都在民主化、自由化、私有化的合法程序掩盖之下。没有保护人民利益的主权国家，只有“国弱民贫”，何来“民富国强”？ 这次金融危机前后，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和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发明了“储蓄过剩”理论，把美国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源归之于中国和东亚国家的“过度储蓄”，造成“全球（贸易）失衡”。他的理由是中国贸易出超积累的外汇储备，购买了大量低利率的美国国债，导致美国房地产泡沫和金融危机。解决全球失衡的办法是美国增加储蓄，中国增加消费。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如何增加消费呢？伯南克开出的药方是中国学习西方的现有办法：发展社会保障使居民消费无后顾之忧，实行金融自由化和保护产权以吸引外国资本。他的忧虑在目前的全球失衡表现为资本从发展中国家流向发达国家。他虽然承认这对发展中国家的宏观稳定有利，但是对老龄化的发达国家维持既有的福利制度不利。他主张的国际调整是逆转资本流向，让资本从发达国家重新流入发展中国家，并获取高回报，以支撑西方老龄化的福利社会。如此明显自利和自相矛盾的理论和政策，不仅成为美国诺奖经济学家克鲁格曼和美国国会压迫人民币升值和打一场货币战争的理由，还成为西方媒体为中国人民叫屈的论据。按照克鲁格曼的分析，迫使人民币升值不仅能减少美国的失业，还会增加中国人民的福利。西方经济学家给中国开出的其他刺激消费的主张包括，提高最低工资，鼓励独立工会加强与企业谈判的力量，推行法治以降低决策程序和增长速度等等。似乎中国过去30年改革的成就不是带动全球脱贫的动力，倒是世界不稳定的根源。而西方高消费和军备扩张带来的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危机，不是西方资本主义体系内生的矛盾，却是发展中国家起飞带来的冲击。奇怪的是，伯南克和克鲁格曼的谬论能轻易左右世界媒体，连中国不少从西方教科书上而不是从历史经验学习市场经济的学者，也积极响应人民币升值和刺激消费的主张，其动听的口号便是“民富国强”和“藏富于民”。历史能证实他们的主张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