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年来，全球有31个国家先后加入经济体制转型队伍，仅有中国和越南两国经济持续增长①。这1/15的成功概率极具理论研究价值。本文的主旨亦在此。 一、引论 经济体制转型的基本内涵是，一国的基本经济制度从计划配置资源为主向市场配置资源为主的变革（以下简称“转型”）②。未发生这种变革或者变革已经结束，转型概念都不适用。在当今世界，有关市场制度目标模式的信息极为丰富，难在如何处置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约束条件。 现有研究文献中存在的最大争议是经济体制转型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多数西方学者坚持向转型国家推荐“一篮子”方案：“自由经济、民主政治、多元文化”，明显的重音在“宪政规则的根本改变”上③。然而在欣然接受了该方案的国家当中，至今还没有出现一个“世界民主课堂上的优等生”。鉴于中国和越南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的经济制度改革，至少现在还不能断定经济制度转型一定要与“竞争性政党制度”同步运行。于是有西方学者只好在涉及转型问题的比较研究中把中越两国剔除掉④。他们的困惑是，为什么到现在阿尔巴尼亚还一点都不像瑞士？ 经济领域是存在较多争议的第二个问题，多数转型国家曾坚信同步推进“（价格）自由化、（产权）私有化”的“短痛”方案最合理，以为“流泪谷”很短⑤。而实践证明，在计划体制和短缺经济的起点上以“短痛”为代价迎接“市场天使”的信念相当靠不住。经典的宏观经济学问题“长期有多长，短期有多短”，在转型国家意外地变成了“短痛有多短、有多痛”的难题，使俄罗斯险些成为“第三世界的新成员”。1990年的“华盛顿共识”是“短痛”方案的翻版，其经济政策曾“差点把拉丁美洲和非洲变成了经济上的疯人院”⑥。倒是中国号称“渐进”的转型奇迹颇显革命性后果，证明渐进不等于慢进。 在既有的文献当中，曾亲历过计划体制的科尔内对转型问题的研究一直受到关注。科尔内怀着“谁笑到最后”的信念不断改变着衡量转型成功的标准。他先提出：“如果在经济的一个或者另一个重要方面的短缺消失了，这就是一个相当可靠的信号，即在那里的改革成功了”⑦。当中国率先消除短缺之后，他又提出“转型不是赛马，成功的主要标志不是谁先冲过终点线”⑧。2005年笔者在一次学术报告会上听到科尔内断言，“中国只完成了全部转型过程中比较简单的部分”。但他没有解释为什么前苏东各国未能很快做好“简单的事情”⑨。还有一些研究，比如科勒德克对转型的研究起步于分类、也止步于分类。 青木昌彦致力于用历史感来充实现实感的研究方式极富教益。他认为“惟有在特定历史背景下才能令人满意地探讨制度变迁的机制问题”⑩。钱颖一等于1997年提出“财政联邦主义理论”，解释了中俄两国地方政府在推动当地经济发展时“谁做对了激励”，间接证明了地方政府在转型中不能扮演一个“消极旁观者”的角色(11)。森强调“以自由看待发展”，触及中国转型过程中一个不大为人注意的方面，那就是近30年来中国的个人自由在增加而不是减少，强制在减少而不是增加。森认为，由于传统体制重视普及教育、免费医疗等“工具性自由”，所以“从社会准备的角度看……中国更好地利用了市场经济”(12)。 截止到2006年底，中国已获得除欧美以外66个国家承认完全市场经济地位，俄罗斯也获得了欧美承认其市场经济国家的地位。这说明，只要时间足够长，所有国家的转型都能如愿。那么，概括转型路径分歧的“渐进/激进”二分法还有多少分析价值呢？比较以中俄两国为代表的转型路径，哪些事实具有连贯的可比性？中国经济保持持续高增长，俄罗斯却遭遇了灾难性的转型大萧条，到2006年底经济才恢复到1990年的水平。显然，判别转型成功与否的首要标准就在于能否规避转型大萧条。因为尽量保全生产力存量、拓展增量才能实现转型总成本最小和收益最大。 为什么中国能规避转型大萧条而俄国就不能？对于这个实践重于理论的问题，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学者盛洪、樊纲、林毅夫等提出“稳住体制内，放开体制外”的“增量改革”观点(13)。其理论优势不在于深刻和无遗漏，却兼顾了“讲得对”与“讲得准”：（1）把时间（历史）因素纳入分析框架；（2）潜含了稳定上层建筑的条件；（3）将不现实的“短痛代价”尽可能排除在政策建议之外。简而言之，“增量改革论”具有解释新体制因素从哪里来，传统体制可以派什么用场的分析前景，最接近于真实描绘中国如何“稳住体制内”，怎样“放开体制外”的“转型路线图”，能满足“自然界不能飞跃”的经济学方法论规定(14)。 本文拟探讨的问题包括：（1）发生在1978年的那种巨大的社会动员力量是从哪里来的？农村改革怎样联结了中国的历史和未来？（2）为什么20世纪80年代的“物价闯关”天然合理？在先行营造市场环境的时期，市场主体从何而来？（3）20世纪90年代改产权的时机是否恰当？（4）对其他相关问题进行必要的解释。 二、农村改革联结了中国的历史和未来 （一）中国经济体制转型的初始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