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导论 本文认为，自1979年开始的制度变迁是一系列历史演进中的一个环节，它继承了应该继承的，否定了可以否定的。它所能继承者，不仅包括物质遗产，也包括精神遗产；既包括执政党一以贯之的“承诺”，也包括它在长期历史经验中所积累起来的“政治信用”。正因为有了这些政治信用，才使执政党即使遭遇最严重的历史危机，也能从人民那里得到必要的支持。① 改革开放就是在执政党庄严的政治承诺与既定的政治信用被给定的情况下启动并延续至今的。改革开放并不意味着否定历史，它只是历史过程中一系列对逝去历史的创造性转换。② 历史从来不只是物的历史，它同时是人的历史，是思想的与意识形态的历史。改革开放既意味着效率的改进（这是物的历史），也意味着思想与意识形态的转换（这是人的历史）。改革之所以成立，首先在于它所获得的必要的“合法性”，即既必须要证明改革后的经济组织比改革前的同类组织具有效率上的改进，从而使国民财富始终处在具有说服力的“增长区间”，而且还必须让人们接受改革，这就意味着在效率改进的同时应该“创造”出与效率改进相吻合的“话语体系”。因此，改革也好，制度变迁也好，既意味着生产率的竞赛，也意味着生产关系或者意识形态的竞赛，是两类竞赛的“统一”。另外，这两种竞赛具有很强的互补性。③ 众所周知，自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一直保持着高增长率。④ 正如库兹涅茨所说的，快速的经济结构转换率，包括从农业到工业再到服务业的转移，是经济增长的特征。这一过程涉及城市化、从家庭作坊向雇佣关系的转换，以及正规教育不断发展的作用。库兹涅茨进一步认为，现代经济增长还与一个国家的对外贸易、技术进步，以及政府的战略定位密切相关。⑤ 对一个转轨经济来说，政府的作用十分突出。在传统计划经济条件下，生产资料的配置依靠政府的计划手段来实现，劳动力的配置则依靠政府人事部门的行政命令来实现，甚至消费资料的供应也纳入到政府的计划当中。要实现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轨，政府的作用仍然十分关键。市场经济是一种全新的制度安排，它要求各经济主体自由地选择交易或合约形式，自主地对寻利目标作出决策，因之，就必然要求有一个系统地保持各个经济主体能自由、自主、公平地进入到一系列交易活动的制度结构。⑥ 这套制度结构具有公共品性质。从理论上说，公共品可以经由寻利主体在利益驱使下的交易过程或博弈过程中“内生”出来，但从历史经验看，自发的演进过程过于“漫长”。因此，对转轨国家或者后起国家（政府）来说，可以直接吸收发达市场国家的经验，主动地提供各种具有基础性地位的制度安排。 给定计划经济等诸多“历史约束条件”，构建新的制度安排具有三种不同的“路径”： 其一，“创世纪”路径，即使银行、公有制企业等一夜之间全盘地实现“私有化目标”，其必然结果就是市场经济体制作为基础性经济社会体制而发生作用。这是前苏联（俄罗斯）的转轨路径，其逻辑基础是“人们不能两次跨过同一条河流”。 其二，明确改革是一个过程，即便是提供了一套完全私有化的制度，也不能表明经济主体的行为立即就是“市场反应型”的，即经济主体形成预期和对市场的判断还要经过“学习过程”。此外，人们对有关市场经济体制方面的知识也是逐渐了解、吸收和理解的。信息和知识的不完全使制度安排只能是渐进性的和适应性的。社会改造只能满足适应性效率标准而不可能是帕累托效率标准。这里的含义是意识形态约束和知识短缺的约束以及意识形态的转换成本将使转轨过程出现许多“中间状态”或“过渡状态”，制度的形成是“边际的”、“动态适应性的”和“试错性的”，但在理论上，“过渡”暗含着制度变迁总是要向最优的制度安排⑦“收敛”或者“逼近”。 其三，自然的演进轨迹或过程，即在理论上并不存在着一个先验的改革目标，而是“放任地”经由自主性交易主体彼此间“博弈”出或“内生”出一整套制度安排。但事实上，对转轨经济来说，在从计划到市场的过渡中，政府放松管制就是“制度设计”的结果。只有首先放松管制，企业才能成为市场主体，企业成员才能实现从“单位人”向“经济人”的转换。因此，单纯的自然演进过程在转轨中几乎是不存在的。⑧ 人们几乎达成共识，即：中国经济改革的目的就是全面地实现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实际上，在1979年，随着农村人民公社解体，决策者把农业生产的集体经济经营模式改造成联产承包责任制式的“小农户经营模式”，这标志着中国经济改革的开始。⑨ 由于农产品价格调整和农业产量提高，使农民收入的增长速度超过了城市职工的收入增长速度，从而使城市居民感受到改革的压力，于是以国营企业为主体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也随之开始了。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远比农村经济改革复杂，涉及价格体制改革、城市金融体制改革以及国家财税体制的改革，但是，无论如何，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中的一个特征性事实，就是通过实行价格双轨制，实现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平稳过渡。作为一般的理论概括，中国的改革就是通过采用“双轨”策略，即把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共时地嵌于社会经济体制之内，让计划与市场同时发挥各自配置资源的功能，使国营企业与集体企业乃至民营企业并存于同一的社会经济结构内部，其结果就是整个社会能在改革的同时尽可能保持社会平稳过渡并实现持续的经济增长。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例如1979～1989年间），改革以双轨并存的方式进行，而双轨运行又决定了改革的生产性，后者使生产资本、社会资本有一个累积性的提高，从而确保了社会各阶层都能分享到“改革红利”，在改革还未来得及内生出足以对改革进程产生实质性影响的“分利集团”之前，社会各阶层成员普遍形成了好的改革预期，正是“好”的改革预期以渐进的、渗透式的方式改变着社会成员的意识形态，使原有的信仰结构转化成一种新的与市场化趋势相吻合的信仰结构，这使改革或转轨比较“平滑”而且难以逆转。现有转型理论总是忽略或者漠视制度变迁中社会信仰结构的演变及其政治经济学含义，不能为信仰结构或意识形态偏转与经济发展的内在关系提供逻辑一致的解释，实际上经济增长、社会公众信念体系的演变及其两者间的关系决定着制度变迁的演化轨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