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片”的“三淡化”，尤其是人物和情节的淡化，使得它们在市场上越来越处于不利的地位。不仅广大观众，电影生产和发行部门，也发出了日益激烈的抨击，普遍认为这种脱离群众的孤芳自赏，是没有前途的。80年代中期，电影体制改革已经逐渐提到了日程上来。电视和录像业的迅速发展，无情地夺去了电影的传统市场。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公司副经理杨珂说：“据不完全统计，1985年全国有三万多个营业性录像队，二千多部非法的录像节目和上百万盒录像带，在各地进行营业性放映活动，对电影的冲击相当严重，许多城镇专业影院，被营业录像点包围，上座率大幅度下降，有些甚至不得不停止映出……”[①]于是，本来就对“探索片”持有异议的影界人士，更是不留情面地对“探索片”和大力支持“探索片”的观点进行了批评。例如，陆柱国说：“作为中国的电影艺术家，我们应该时刻想着当代的观众。如果我们影片的欣赏对象不在于此，而仅仅冀求让外国人说好或仅仅希望后代人称赞，这虽不能说是精神失常，起码也应该被看作为本末倒置。两毛五分钱在今天说来是微不足道的，如果观众为您的影片连这点钱都舍不得掏腰包，恐怕应该被认为是对电影艺术家的绝妙讽刺。‘曲高和寡’和‘光荣孤立’这两块挡箭牌，充其量不过是可悲的自我解嘲的同义语而已。”[②]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原先最积极、最衷心地支持“探索片”的电影人，不约而同地提出了把电影分为政治宣传片（后来又称为“主旋律影片”等等）、艺术片、娱乐片的三分法。这种三分法，在中国影坛，足足产生了10年之久的影响。历史已经证明，三分法所起的作用是很坏的。因为，它割裂了电影艺术的思想性、艺术性和观赏性，造成了所谓的“政治宣传片”缺乏艺术性和观赏性，所谓的“艺术片”脱离现实生活和人民群众，所谓的“娱乐片”又缺乏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全方位恶果。诚如李约拿在《电影走麦城备忘录》一文中所说：“电影既有商品属性、审美属性，又具有意识形态属性，我们必须从外部到内部创造条件以保证国产电影生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而在不具备这些条件的情况下，我们机械地在制片决策中自觉不自觉地将电影制作分为主旋律片、艺术片与娱乐片。靠娱乐片‘养家糊口’，靠主旋律片‘向上级交差’，靠艺术片‘飘洋过海’，这样的一种电影产品结构，就从根本上否定了电影的两个形态的不可分割性，以致‘一念之差’而导致全盘皆输。”[③]中国电影近几年来的陷入困境，原因众多，三分法的时兴仅是其中之一，但确实是非常重要的“之一”。从某种意义上说，在1985年以后，掀起娱乐片大潮的，正是在几年前掀起探索片大潮的同一批人。在领导和群众都对探索片不满的情况下，他们的战略就是李约拿说的：“靠娱乐片‘养家糊口’，（其实就是用于搪塞观众——笔者）靠主旋律片‘向上级交差’，靠艺术片‘飘洋过海’。”——最后这一手，才是他们苦心经营、全力以赴加以捍卫的“最后的疆界”。 《当代电影》在1987年连续数期刊登了《对话：娱乐片》的专题讨论。在第1期中，李陀说：“中国有十几个就已经够多的了。（指搞“探索片”的导演——笔者）至于他们的作品够不够水平，这个另说，但起码他们追求的目标是先锋电影、实验电影。正因为如此，下一步就要注意娱乐片了。目前有些人在讥笑我们，说我们这些人在前个时期提倡什么电影的新观念，什么探索电影，现在走投无路，不得不回到娱乐片上来。这种说法很有意思，我个人以为，如果没有前一阶段的种种努力，包括电影观念的变革，包括对电影特性在理论和创作两方面的探讨，包括探索影片的创作——如果没有这些，今天谈娱乐片就会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如果对电影的基本特性和现代电影语言没有很好的掌握，那么拍娱乐片就是瞎胡闹。现在恰恰是有了一些探索性影片及导演，所以我觉得可以回过头来搞娱乐片，尤其是我们的理论研究；另一方面，在实践上，这个问题也越来越迫切地提到日程上来了，如果再无视这个问题，那就是书呆子、感觉迟钝。”孔都说：“谈娱乐片问题时，必须有一个明确的前提，这个前提是我们应该先从理论上，确立三种电影作品的形态：思想政治宣传片、艺术片（即大家所说的探索影片）和娱乐片。电影领导部门可以按一定的比例来协调影片生产，而电影制片厂必须按每一种形态自身的规律来进行创作和拍摄，评论和理论则应当总结和研究各自的规律性。”[④]从这些意见中不难看出，“新潮电影”的理论家们，是在认为“探索片”已经站稳脚跟，不容怀疑和动摇的前提下，为了继续保持自以为是的、在电影界（至少是电影理论界）的“领导地位”，“英明果断”地作出了大谈娱乐片的“战略性转移”。形象点说，就是在客观形势的逼迫下，有意识地出来争夺提倡娱乐片的旗帜。 当时参加“娱乐片”讨论的人，大致有三类：艺术家、曾主管电影的个别领导人和某些理论家。在艺术家当中，象宋崇、张华勋、周晓文等，都是先有了作品，然后发表各种见解，大都围绕着“娱乐片”怎样拍，纠正对于“娱乐片”的错误看法，探讨“艺术片”与“娱乐片”的结合等话题展开的。他们的《绞索下的交易》、《神秘的大佛》、《疯狂的代价》一度在票房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他们的意见，较少流露出“新潮电影”的色彩。而当时主管电影的一些领导人，曾经提出过“娱乐片主体”的主张。为了寻找理论根据，甚至大谈“娱乐人生”，说什么“二十一世纪是娱乐世纪、人活着就要娱乐，若要娱乐应从现在开始，看电影就是为了娱乐人生，所以娱乐片是主体”[⑤]。由于这种理论的显而易见的偏颇，遭到不少批评。林陆指出：“前些年有人提倡高消费，甚至提倡超前的消费，已经造成了社会恶果。娱乐人生论，是一种超前娱乐论，是超前消费论的变种，以其指导电影创作，恐怕要把电影引入歧途。”广大观众对于1987、1988年出现的娱乐片大潮，甚为反感。例如广东平远坝头邮局的卓峰说：“近年娱乐片暴起，花样翻新，票房价值似乎很可观。但是，大部分影片平庸、肤浅、粗糙，对电影本身来说，没有什么新的意义和价值可言。电影正在贬值，娱乐片的泛滥使电影走向低劣和庸俗化，最后又要困死在这个怪圈内。”[⑥]但是，对于“娱乐片”产生最大影响的，不是艺术家和领导人，而是前面已经说过的“新潮电影”理论家。最“新潮”的“娱乐片”，不是打斗、凶杀、脱衣、上床，其艺术表现也不在于平庸、肤浅、粗糙，因为这样的作品艺术家不满，观众也不满。它们可能充斥一时，却很容易被识破，被抛弃，其危害性比较小。最“新潮”的“娱乐片”，是一种制作比较精致、内涵貌似“丰富”的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