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第三种意见：既非糟得很，也非好得很 1995年在中国电视剧发展史上是极为平常的一年。除了几部电视剧在有限的圈子里引起一些反响和争论，甚至比较尖锐的批评以外，整个电视剧的生产和消费都在事实上失去了以往的轰动效应，不仅《渴望》时代举国争说一部电视剧的盛况不复再现，而且，就连《过把瘾》式的局部激动，也渐渐远去，成了历史的回响。总之，电视剧在1995年呈现为这样一种态势：既没有高潮，也不像有人所判断的那样跌落低谷。 但是，这种状态显然不能让一直期待着奇迹出现的大众传媒感到满意。从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几乎所有的传媒都在努力使我们相信，1995年的电视剧糟透了！ ——在1995年播出的电视剧中，即使是引起观众关注或有一定反响的剧作，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立意肤浅、展示一般、手法陈旧、缺乏内在张力和剧情松散、节奏拖沓以及人物表演模式化或矫揉造作等方面的毛病。从电视剧创作的总体看，存在的问题更是明显，创作尚未形成多样化状态；商战与情战形成模式；故事的发展和情节的冲突更多地依据于语言而不是内在的矛盾；人物形象显得苍白和概念化。而从电视剧发展的另一个晴雨表——大众对金鹰奖（由《大众电视》杂志社主办，每年一次。——作者注）评选的态度上，也可以看出观众热情的急剧降温。目前全国已有电视机2.8亿台，以每台拥有3名观众计，就有8.4亿人，即使其中只有百分之一的人看电视，也该有840万，可是，尽管今年有5家全国性报纸参与了金鹰奖的选票发放，却仅仅收回了10万张，与观众的人数形成了极大的反差。[①] ——纵观1995年电视屏幕，堪称精品的力作可以说是屈指可数，而虚假平庸，冗长拖沓、粗制滥造的劣作却仍然难于绝迹。电视剧创作质量的滑坡直接导致了观众收视率的跌落。[②] ——电视剧自身质量与观众的期待相去甚远，作品长而无味、缺少新意，编导“一窝蜂”地翻炒“陈年旧史”，现实题材力作匮乏，却是观众对电视剧日趋冷落的关键所在。[③] ——在这7，000部集（1995年电视剧的生产量。——作者注）的宠大队列里，能够称得上精品或者较好作品的有几部？……今年是电视剧创作的大好机遇，热点多，抗战胜利五十周年、世界妇女大会等都是创作的好题材；而热点题材却没有推出热点作品。[④] 总结上述批评，我们得到这样三个要点： 一、1995年电视剧中缺少精品和热点作品； 二、历史题材过多过滥，现实题材被人冷落； 三、虚假平庸、冗长拖沓、粗制滥造的劣作横行，观众正在丧失对电视剧的热情。 指出1995年存在的问题是完全必要的。至少，这样一些批评意见不仅代表了当前很多人对于电视剧的看法，而且比较真实地概括了1995年电视剧生产与消费的实际状况。对于那些总是过高地估计国产电视剧的水准，轻易便将“精品”和“力作”许诺给观众的人来说，批评的高悬，很可能会使他们的盲目乐观得到一些有效的节制。 不过我们也要看到，上述批评显然是不能令人满意的。首先，这些批评只注意到问题的表层，而深层的原因却往往被忽略了；其次，把问题限制在1995年，结果是取消了产生这些问题的背景和历史深度，及其合乎逻辑的过程；第三，选择简单化的批评立场，则不可避免地把问题的复杂性也简化了；最后，我们还对支持上述批评的混乱的审美标准和价值取向表示担忧和怀疑，认为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 因此，当我们试图对1995年的电视剧做出某种概括和说明的时候，有必要首先对其产生背景做一概述。 二、大众文化与市场机制 进入9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的文化格局发生了富于戏剧性的变化。城市市民文化逐渐从先前大一统的官方文化或国家意识形态中分离出来，它和原有的精英文化一起，构成了三足鼎立的新局面。作为文化的第三种势力，城市市民文化的出场，意味着文化资本与文化权力的新一轮再分配。而前一轮资本与权力的分配则发生在80年代，由知识分子积极倡导并投身其中的思想解放运动，在政治上支持并鼓励了民主、自由、平等意识的发展，在经济上消解了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在文化上1949年以来国家意识形态的一体化受到了强有力的挑战，一部分文化权力和资本从中心流向精英知识分子。不过，当时的知识精英并没有将他们的所得与普通大众分享。尽管已经有人提出了文化的消闲性和娱乐性等要求，但是，人们显然没有把这看作是社会中另一种势力对文化权力与资本的诉求。“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把大众获得文化权力与资本的希望寄托在知识精英身上是不切实际的。事实上，他们从来不肯设想，文化权力与资本中有一份额本来就是属于市民大众的。直到90年代初期以城市市民为主体的大众文化兴起，有人还称之为“神秘的入侵者”[⑤]可见其中的误会之深。当然，在中国，国家意识形态一直倡导大众化，中国的知识精英也爱说大众化，但在实践中，大众化往往变成了“化大众”的另一种说法；他们把尊重大众的喜闻乐见挂在嘴上，思想深处却一再企图用自己的喜闻乐见取代大众的喜闻乐见。他们的专横就在于，大众一旦表现出自己的喜闻乐见，他们便抬出庸俗和低级趣味来责备大众。所以，城市市民作为一种社会力量在90年代的觉醒，标志之一就是不再相信官方和知识精英的任何许诺。既然任何一个社会群体都有自己的文化需要，那么，他们要求满足这种需要，希望拥有本该属于自己的那一部分文化资本和文化权力，从而改变在文化上依附于他人的“第三等级”的地位，显然是合情合理的。他们认为，无论官方还是知识精英，对文化的垄断都不具有不证自明的性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