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电影走过了100年历程，中国电影的诞生也已经90周年。电影这门“第七艺术”，已经成为人类精神生活中影响最大的、最亲密的朋友。改革开放十余年来，新时期的中国电影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其中许多电影作品在国际各电影节上频频获奖，涌现出一批杰出的电影工作者。许多出类拔萃的电影导演、编剧、摄影师、美术师、作曲家、录音师活跃影坛。有趣的是，他们中间的大多数都与中国西部、陕西和黄河文化有着难以分割的深切关系。我们且称之为“中国电影中的西部现象”或者说是“掘起于陕西的电影艺术家群体”。它已引起国内文化界、评论界甚至世界许多国家的电影研究者的普遍关注。许多人（包括我省著名评论家肖云儒先生）已经开始研究，探讨这一独特的电影文化现象发生的原因，它的现状与未来，希望从中寻找、总结出某些经验和财富，以有益于中国以至世界电影艺术的继续发展。 而在这一独特的文化现象中，最典型的个例，莫过于作曲家赵季平先生。他是电影的创作集团里，作为声音构成的方面军中最杰出的代表和顶尖人物。他的多产使世人为之惊讶，他不断的成功使陕西为之骄傲。因此，赵季平电影音乐创作的讨论，也是“中国电影中的西部现象”研究课题的重要部分；这将对帮助电影艺术的进步；繁荣电影音乐的创作；促进跨世纪人才的成长都有直接的良好的作用。我仅从电影导演的角度，谈谈与一位作曲家的交往，和共同创作中的几点感受和经验。 制作电影的人们，是一支“杂牌军”。从深沉的哲学家到侃倒大山的骗子；从画画的、照相的、装疯卖傻的、搭假房子的到造假刀的、扛大灯的、粘胡子的；还有点烟放炮、呼风唤雨；裁缝、木工、泥水匠、糊纸工……三百六十行，什么没有？！电影摄制组，那是一个充满新奇、灵感、创造力；同时充满浑乱、冒险、噪声、耗人、费力的奇异组合，它让习惯于安静写作的人们望而生畏。 所以，和许多作家一样，不少音乐家不愿意“触电”：因为音乐家在电影中已不能成为自己领域的国王，他不能天马行空，随心所欲；他必须受制于不喜欢的题材，抠抠缩缩的制片人，固执自傲的导演，甚至于狂妄而五音不全的“明星演员”……有时，你刚想展开主题写个旋律，导演却只给你十几秒钟时间；有时，你觉得这个段落无声胜有声，他却楞要一支歌词庸俗的电影插曲；他们要你给画面上的每个动作，各种表情写出音符组成的对等物与说明书……总之，这样的“创作”可真是“被动”“受气”并时常会劳而无功。糟糕的组合会产生平庸甚至垃圾般的玩意儿，那也是电影。 然而，你也会遇到另外的导演、剧本和组合。这时，“被动”往往会成为一种挑战；限制只是一种“游戏规则”。 当赵季平参加到《黄土地》这样一个“为电影献身”的年轻的创作群体中时，他把握了机遇，用自己的积累和才能，全心全意的投入，使音乐成为了那部电影的灵魂，从而将“被动”变为“主动”，以很高的起点开始了他电影音乐的征程。 事实证明，优秀的组合又会产生何等高级、动人的作品，这也是电影。 “艺高人贵，术巧成风。”这是石鲁大师晚年书赠挚友赵望云大师的题词。我觉得，以此来评述望云先生四子赵季平的人格与创作也是十分贴切，非常恰当的！ 当导演和作曲家成为目标一致的朋友，他们心灵相通，合作就变成一次次愉快的艺术旅途。 我是在厂混录棚里由凯歌导演介绍认识季平的，当时他们完成《黄土地》不久，在影圈引起了震动；我正做《默默的小理河》。凯歌说：“子恩导演，贵省赵季平是音乐奇才，以后有机会你一定要和他合作。”这两句话我印象很深，凯歌当时尚未成大名，这两句话表达了他的自信和预言。 这之后，我又拍了三部片子，直到1989年的《烟雨情》，我们才有了合作机会。 我们第一次合作的，和以后的几部片子，大多不是他所擅长的“西北风”题材，而是随遇而制的“杂牌货”，原因当然是他新遇到的是一个“杂牌导演”；自《神鞭》之后，我一直在电影中寻找娱乐和艺术的交叉点，沉迷于不同电影类型的探索与制作。我和季平合作过四次，那是四部完全不同类型的电影。 对于艺谋、凯歌导演作品中的电影音乐，大家评论的很多了，理论的阐述、分析都十分精彩。我想说的只是赵先生作品中另一个侧面：他不只是在“西部”“北方”的电影作曲题材才显出身手、见到功力，他之所以成就为电影音乐的“大师”就在于他通晓电影音乐的个中奥秘，不只是轻车熟路，而在不同地域，各种风格，多种类型的电影音乐创作中，始终能抓住影片的“魂”和“核”，巧妙运用音乐语言，花样翻新，层出不穷。 （一）季平创作的第一个特点：“抓准总体，出奇立巧。” 导演和作曲家为某部影片的交流最初往往是在读剧本之后。 每次，季平总是在对剧本的基本理解和导演沟通并感觉一致后，从一个独特的角度思考电影音乐的构成，并寻找巧妙的手段加以体现。 《烟雨情》原剧本叫《丫丫情话》，是珠影编剧孔良先生的作品（他曾因《似水流年》获香港编剧金像奖）。这个剧本与强烈的戏剧性、重彩的民俗表现完全不同，它以南安鸭为贯穿，描述了两代水乡人家的爱情和代沟。清新、淡雅，有诗的韵味。出自书香门第、文艺世家的季平，不仅长于西北戏曲中的粗犷、高吭、激昂，其实他骨子里很喜欢淡雅、细腻抒情的风格。在思考这个以江南水乡为背景，结构精致的爱情片的总体把握时，我们一拍即合。清新、明快、纯情、淡淡的哀伤，我称之为“一幅水彩画，一首抒情诗，一杯龙井茶”。而那时，季平对南方水乡的客家山歌并无认识。于是，他又拿起了他的法宝——紧紧抓住对剧本总体的理解，到生活里去，在大自然的环境中，在那里的山歌民谣中探寻源泉，捕捉灵感。他始终记着他父亲的教诲：（那本赠给他的册页封面题词）“生活实践是艺术源泉”。随摄影组他到广东粤北的绍关、翁源、南雄，领略那里的青山、绿水、竹林；请当地男女歌手（群艺馆歌手和学校的音乐老师）一夜一夜地唱，他用笔记录，用心采风，借小小录音机仔细揣摸。晚上我们一起聆听民歌、讨论构想，其实我觉得早在拍摄中间，他已孕育了音乐处理的基调与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