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语言学的角度出发探讨华语电影，不仅是“华语电影”概念自身的需要，而且是李天铎、鲁晓鹏、叶月瑜、郑树森、卓伯棠、吴昊、刘现成、杨远婴、陈犀禾、刘宇清、傅莹、韩帮文以及裴开瑞(Chris Berry)、玛丽·法奎尔(Mary Farquhar)、扎克尔·侯赛因·拉朱(Zakir Hossain Raju)等提出和阐发“华语电影”概念的一批海内外学者始终面临但又没有充分展开的话题。① 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华语电影”定义过程中不断出现自我纠结、相互缠绕，或外延膨胀、所指模糊等状况，为“华语电影”的命名和讨论带来诸多或隐或显甚至无法解决的问题和争议。从学理上讲，争论本身肯定有益，但缺乏广泛共识、远离基本认同的争论，显然不利于定义的形成与问题的解决。在笔者看来，回到华语作为一种语言现象的复杂层面，在语言规划的视野、英语霸权的模式以及母语生存的现实中认真审视电影的华语规划方案，并在开放立场、多方对话的基础上重新检讨华语电影，无疑是一条值得期待的路径。 一、从语言规划到华语规划 从语言规划到华语规划，是在全球化与英语霸权的背景下，伴随中国内地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以及世界范围的“汉语热”、“华语热”而出现，并由中国大陆、台港澳与东南亚及海外华语地区和社群共同提出和推动的一种语言战略联盟和经济文化策略。从这个角度分析，华语电影即是语言规划中华语规划的自然结果和必然产物，但也因华语规划中存在的不少问题而显得困难重重。 作为一个语言学术语，“语言规划”(Language Planning)由美国语言学家豪根(Einar Haugen)在上世纪50年代后期引入学术界，是指为了改变某一语言社区的语言行为而从事的所有有意识的尝试活动；从提出一个新术语到推行一种新语言，都可以纳入语言规划之中。此后，各国学者陆续修订或改用这一概念，使其内涵不断扩大，既包括社会整合当中的语言和社会语言，也包括跟语言密切相关的经济和政治。②尽管在目前，还没有出现一种普遍适用的语言规划理论，但世界各国和各地区都已经、正在或将要以不同方式、在不同层面上进行各种各样的语言规划实践，并以此实施相应的社会规划及政治、经济、文化战略。按丹麦学者罗伯特·菲利普森(Robert Phillipson)在其名著《语言帝国主义》(Linguistic Imperialism，1992)中所言，海外语言推广是美国全球战略的一部分；而英语的扩散及其全球通用语地位，也是核心英语国家(以英语为母语的国家)有意识的语言规划的结果，是语言领域的帝国主义表现。③这一观点虽有值得商榷之处，却也在很大程度上符合非英语国家和地区对英语的理解和认知。 跟殖民论述和帝国主义语境中的英语规划不同，在中国大陆、台港澳与东南亚及海外华语地区和社群，语言规划及其后的华语规划均是国家、地区或社会团体为了自身的发展需要而进行的语言管理，既包括语言的选择和规范化，又包括文字的创制和改革，还包括语言文字的扩散与传播等等。在此过程中，政府、社会与族群、个体等多方力量彼此商讨、相互博弈，华语提升到相应的高度与应有的地位。 1949年以来，中国内地通过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汉语拼音方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以及编纂《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规范汉字表》等方式，对语言进行着不同层面的规划和管理，并强调了报刊书籍、广播电视、戏剧电影等传播媒介之于语言规划的重要性；④为推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规范化、标准化及其健康发展，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在社会生活中更好地发挥作用，促进各民族、各地区经济文化交流，2000年10月31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规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普通话和规范汉字，国家推广普通话，推行规范汉字；另外，广播电台、电视台以普通话为基本的播音用语，广播、电影、电视应当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为基本的用语用字。⑤尽管如此，在中国内地，“华语”的地位和前途问题还是引起各界关注；⑥学术界对语言规划的原则和方法仍然存在着较大的分歧，当然也在这些领域展开了各种讨论和争鸣，特别是在华语规划方面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 有学者指出，语言规划是一项“整体性系统工程”，它不仅是语言及其使用的问题，还与社会生活、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学技术、民族宗教，以及观念心理等有密切关系；制定、实施语言规划，应当依据“科学性”、“政策性”、“稳妥性”、“经济性”的原则；具体而言，我国进行汉字简化、处理简化字和繁体字的关系，以及处理普通话、国语与华语的关系等等，都要综合考虑中国大陆、港澳台，以及海外华人社区，还有使用汉字国家的因素。⑦正是立足于“语言规划的系统性”及“全球华人社区”，有学者充分辨析了“华语”概念，⑧通过对华语视角下中国语言规划的特点、任务和可行性进行分析，⑨明确提出了“华语规划论”，认为观察和开展语言规划可以有不同的角度，对华语概念认识的深化便能提供新的视角；充分考虑语言规划的类型，完成从问题到资源、从管理到服务、从单一国家或地区到跨国、跨境以及从强制性到市场调节的转变，对于华语在所在国的维护、发展和传播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同时，作者指出，华语不只是中国的国家资源，也是其所在国家或地区的重要资源，从跨国跨境的角度考虑语言规划，努力共同开发和利用华语资源，是语言工作者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任务。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