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3969/j.issn 1007-6522.2011.05.002 中图分类号：J90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6522(2011)05-0016-11 据我的观察，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以来直至21世纪头十年的大约三十年间，华语电影经历了一个思想性探索的崛起及之后不断衰减的过程。到目前为止，我们甚至可以说，华语电影已经出现了思想性危机。这一过程的主要背景是，中国大陆以改革开放为主要标志的现代化进程及其不断深化，与此同时不能忽略的则是国际冷战思维的纠缠及其难以为继，由美国引发的世界性金融危机和国际霸主行径的彰显对其自身形象的损毁。对这一观点进行论证需要大量细致的研究，而我的论文只能通过对个案的简单枚举和勾勒式的描述对此现象进行阐释。 最近的一些媒体报道描绘了华语电影参加今年戛纳电影节的这样一幅图景：陈可辛导演，金城武、甄子丹、汤唯主演的影片《武侠》亮相于午夜展映单元，参加展映(展映影片数百部)；除了陈可辛的《武侠》、成龙的《辛亥革命》、程小东的《白蛇传说》和徐克的《龙门飞甲》，都到现场卖片，徐克更是亲临现场。《武侠》在戛纳电影宫正对面高高悬挂起大型户外广告牌，亮底蓝字非常醒目，该广告位是电影宣传价格最昂贵的地盘之一，总之，该片是大力营销。此外，还有身着仙鹤红裙的范冰冰惊艳登场，身着紫色长裙的巩俐艳压群芳，两位华人杜琪峰和施南生加盟德尼罗担任主席的评审团耀眼阵容。虽然电影节贵在参与，众人乐在其中，但却无法掩饰在这次电影节20部竞赛影片中华语电影无一入围，华人再度沦为看客的尴尬。这一情景，对于当下华语电影现状来说，具有某种象征性。联系到16年前陈凯歌携影片《风月》参赛戛纳电影节时说过的豪言壮语，更加耐人寻味，陈凯歌说，他到戛纳，不是去“叫卖”，而是去参与，去挑战的，是为华语电影在世界上争得一席之地的。 戛纳电影节的入围和获奖影片，历来以思想性和艺术性两个重要指标著称。从近年来华语电影在国际电影节中由“挑战”到“叫卖”的发展态势来看，先不论其艺术性状况如何，但确实出现了思想性的危机。主要表现在华语电影的领军人物、风云人物、弄潮人物、标志性人物几乎是集体出现了作品思想性的明显衰减。最具标志性和具有表征意义的作品，是黄建新导演的一部影片《求求你表扬我》(2004)。此外，还有王家卫的《2046》(2001)、李安的《色·戒》(2007)、张艺谋的《满城尽带黄金甲》(2006)、《三枪拍案惊奇》(2009)和《山楂树之恋》(2010)，陈凯歌的《无极》(2005)和《赵氏孤儿》(2010)等等。这些影片都暴露出创作者思想性匮乏的征兆。 据说，为《求求你表扬我》这部影片，黄建新导演筹备了三年的时间。但是，他却在影片中给观众提出了一个假问题，一个不是问题的问题，一个并不需要思考的问题。影片的故事梗概是：家住农村的打工仔杨红旗来报社找到记者古国歌，要求在报纸上表扬自己，理由是他救了一个险遭坏人强暴的女大学生欧阳花。当古国歌找到欧阳花证实此事时，欧阳花却矢口否认了此事。古国歌在继续调查中发现，杨红旗的父亲是一位卧病在床却把荣誉视为生命的劳模，他渴望能在自己生命弥留之际，看到儿子得到一次表扬。面对老人的期待，儿子的诉求，女孩的名誉，古国歌感到了前所未有的迷惘和困惑，丧失了判断力，不知如何取舍。 据黄建新导演说，他经常对某些东西判断模糊，当无法概括一件事的时候，只能用表述的方式。就像这部电影，强烈要求得到表扬的打工仔，一心想挖掘事实真相的记者以及不想让别人知道事实真相的大学生，每个人从自己的立场出发都没有错，这就形成一个悖论，到最后每个人都背离了原始的初衷。尤其在现实生活中，实用主义已经代替了理想主义，不知道我的片子能否表达一些。本片最重要的就是要尊重、弄清一个事实。其实，对这部影片来说，事实并不是最重要的，甚至可以说是最不重要的，而受害当事人的个人隐私和尊严才是最重要的。 黄建新曾经是一位具有强烈创新意识和探索精神的导演。他的一系列作品向来都是以极大的热情关注现实生活，勇于探讨严肃的社会文化问题，表现出很强的社会责任感。他是一位少见的愿意肯定电影理论研究的重要性，并勇于进行电影艺术创新和思想探索的导演。他的《黑炮事件》(1985)、《错位》(1987)、《轮回》(1988)、《站直罗，别趴下》(1992)、《背靠背，脸对脸》(1994)，几乎都是直面社会，探讨中国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种种现实问题。他的作品试图由对具有政治涉指性问题的思考转入到哲学思考性的层面。他的“命运四重奏”：《埋伏》(1997)、《睡不着》(1998)、《说出你的秘密》(1999)和《谁说我不在乎？》(2001)，虽然没有造成更大的影响，但是却显示了他对政治叙事的突围努力，使他在第五代导演中自成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为什么一位曾经那么具有敏锐思考意识的导演，会给观众提出一个假问题呢？诉求表扬的劳模之子杨红旗难道不应该知道，当表扬涉及当事人个人隐私的时候，应当有所限制吗？媒体记者古国歌难道不清楚他除了需要尊重事实之外，受害当事人的利益也在他最重要的考虑之中吗？古国歌难道会愚蠢到不会想到，欧阳花的矢口否认会另有隐情吗？古国歌和杨红旗在影片中难道不应该有更推心置腹的交流吗？受害人欧阳花作为一位当代大学生难道不应该知道在这种情况下怎样做才能有效地保护自己不受进一步伤害吗？在这里难道能够看到所谓悖论的任何影子吗？导演为了让影片中所表现的问题变得具有可思考性不惜采取了让所有的关涉者，如杨红旗、古国歌、古国歌的妻子、欧阳花，还有欧阳花的毕业接收单位的负责人，都一致地“平均幼稚化”的手法。一般来说，这种手法并不是不可以在影片的创作中使用，但是，恰恰是在这部意在引起人们认真思考的影片中不应当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