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3969/j.issn.1007-6522.2011.04.002 中图分类号:J90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6522(2011)04-0011-09 新时期以来,随着思想解放运动和改革开放不断深入的发展,文艺理论界也进行了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工作,既逐步清除了极左文艺路线和文艺思潮的影响,也打破了各种条条框框的束缚,由此,文艺理论研究和文艺批评开始出现了新的面貌和新的气象,其中电影理论研究和电影批评也同样如此。在此过程中,中国电影史的研究也随之有了很大拓展。特别是自从电影理论界关于“重写电影史”的倡导以来,不少学者在这一领域里勤奋治学,深入探讨,不仅发表了很多颇有新意的研究文章,而且还出版了不少各种类型的电影史著作,其数量和种类都很可观,取得了较显著的成绩,对此是应该充分肯定的。但是,就目前中国电影史研究的现状而言,若要在现有基础上有更大的拓展和创新,尚有一些问题需要作进一步的思考和探讨。 顾名思义,电影史研究主要关注和研究电影本身的发展历史,注重总结和探讨电影创作生产的基本规律;同时,还要揭示各种政治思潮、社会思潮和文艺思潮对电影创作生产的影响,以及各种电影思潮、电影流派的传承关系与相互影响;并对各个历史阶段一些有影响的或有代表性的创作者及其作品进行评介,对各种电影现象进行论析等。为此,它既可以分为电影通史、电影专门史,也可以分为国别(区域)电影史、断代电影史、类型电影史等各种不同种类。 显然,中国电影史属于国别电影史,它既可以细分为中国电影通史、中国电影专门史(如中国电影文学史、中国电影艺术史、中国电影技术史、中国电影产业史、中国电影理论史、中国电影批评史、中国电影文化史、中国电影美学史、中国电影思潮史等),也可以分为区域电影史(如香港电影史、台湾电影史、上海电影史等)、断代电影史(如中国现代电影史、中国当代电影史、中国新时期电影史等),以及类型电影史(如中国戏曲电影史、中国武侠电影史、中国喜剧电影史等)。窃以为在当下中国电影史的研究中,首先应该确立“打通”的电影史观念。何谓“打通”?以笔者之见,主要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要把中国现代电影史的研究和中国当代电影史的研究“打通”,即对一百多年来中国电影的发展和演变进行全面、系统的梳理与研究,深入探讨在此过程中形成的优良传统、积累的成功经验和应该汲取的主要教训,认真总结其创作生产的基本规律。即使是电影专门史、断代电影史或类型电影史的研究,也要放在“打通”后的历史背景下进行梳理、思考和探讨。只有如此,才能较准确地认识和把握中国电影发展变化的内在规律和所受到的外来影响。 就拿中国当代电影史的研究来说,我们就不能把目光仅仅局限于1949年以来的电影创作生产发展的历史和现状,而应该看到,尽管新中国的建立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并给中国电影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变化,但是,在中国电影创作生产发展和演变的历程中,有一些传统并未因此中断,而是在延续中有所变化、有所拓展,这就需要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进行综合研究和深入考察。例如,中国电影的现实主义传统即是如此。它萌发于中国电影诞生之初,形成于20世纪30年代左翼电影运动期间,在40年代抗战电影和战后进步电影的创作潮流中得以完善,并相继出现了一批堪与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影片相媲美的优秀作品。新中国成立以后,这一现实主义传统并未中断,而是在新的时代环境里有了新的发展和变化,并增添了新的元素。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现实主义传统则被破坏,虚假的伪现实主义作品盛行。新时期以来,现实主义传统不仅得以恢复,而且又有了新的拓展。因而,如何看待和论析当代电影创作中的现实主义问题,就需要在“打通”以后的历史背景下,看其在弘扬历史传统的基础上有哪些新的发展和变化,有哪些值得总结的经验和应该汲取的教训,这样才较为全面和深刻。 又如,不少电影艺术家(如剧作家夏衍、柯灵、于伶等,导演艺术家郑君里、孙瑜、张骏祥等)的创作是跨越现代和当代的,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他们的创作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故对其美学风格和具体作品的评析,也应该在“打通”的历史背景下进行评价和判断,这样才能较为准确和全面。 再如,有些电影类型(如武侠片)在早期电影创作中较为兴盛,新中国成立以后其创作基本上中断了,直至20世纪80年代以后才得以恢复,并有了新的发展。而另有些电影类型(如戏曲片)的创作则从早期电影开始一直延续至今,故而对这些类型片的创作生产进行研究时,也需要把前后两个阶段联系起来,在对照中进行探讨分析。 其二,则要把大陆电影发展史和香港、台湾、澳门的电影发展史“打通”,既由此确立中国电影发展的整体观,也便于对两岸四地电影创作生产的互相影响、互相渗透、互相促进的发展历史和现状进行探讨和研究。长期以来,由于不同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等多方面的原因,致使大陆的电影和香港、台湾、澳门地区的电影在各自区域内独立发展,表现出不一样的艺术风貌。但是,两岸四地电影的创作生产又并非完全隔离,而是不同程度地在互相影响、互相渗透、互相促进中发展的。 例如,香港早期电影的发展就明显受到大陆电影的影响,特别是大陆电影人先后多次南下香港,对香港的电影事业和电影创作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大陆的“进步电影工作者转移香港后所开展的进步电影运动,不仅团结了广大的电影工作者,并在电影评论和电影创作方面取得了许多成绩,这是极有意义的”。[1]反之,新时期以来,大陆商业电影的勃兴和发展又受到了香港电影的影响,特别在商业电影的创作模式和市场运作等方面,大陆电影人向香港电影人学习借鉴了不少经验。而香港回归以后,大陆电影和香港电影又出现了融合发展之趋势,彼此之间的关系更加密切了。因此,电影史的研究就不能忽略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