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经由官方、民间和学界的多年言说，“红色经典”作为“事件性话语”逐渐浮出水面。进入新世纪，“红色经典”电视剧改编热潮将其凸显为一个实践性极强的话语存在，引发了资本市场、知识精英阶层和主流意识形态的持续性介入和关注，各方自觉不自觉地卷入“红色经典”话语的形成和扩散漩涡，笔者曾撰文解答了“红色经典”的命名之惑，分析了“红色经典”在特定社会文化语境中的产生机制，揭示了蕴含于其中的一系列社会文化力量的较量过程及其策略手段。①虽然“红色经典”正式命名只有十几年的时间，但是其指涉的文本生产历程却至少超过了半个世纪。 纵观数十年的“红色经典”文本生产和再造史，有三个特点值得注意：一是文本类型的多样化。所谓“红色经典”几乎涉及所有的艺术门类，举凡音乐、舞蹈、美术、文学、戏剧、电影等等，都各有其标志性的“红色文本”原典，亦即那些一开始就为某种类型原创，而非从别的类型改编而来的文本，在此意义上，本文所论之“红色经典”电影，除了从“红色经典”文学(戏剧)改编而来的电影文本之外，还包括那些原创的“红色电影”，比如《中华女儿》(1949)和《赵一曼》(1950)。二是文本之间的互文性。主要体现为不同类型文本之间的共时性改编，以及同一题材文本在不同语境中的历时性流变。三是文本的再生性。“红色经典”是实践性极强的话语存在，随着社会文化语境的变迁，某种崭新气质的红色文本不断再造出来，它们经过积淀，或能渐成经典复为后继者所宗，如此循环往复。作为“红色经典”文本序列中很重要的节点，“红色经典”电影具有明显的典范性、互文性和再生性，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和影响力，本文拟对其进行简要论述。 一、传承 毫无疑问，“红色经典”文本的大规模生产始自新中国成立之后，但是其前史则可上溯至20世纪20-30年代的“革命文学”和“左翼文学”，中经40年代“解放区文学”或“工农兵文学”的改造，特别是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精神的指引，确立了“红色经典”文艺的根本规范和发展方向，并生产出一批代表性的文学文本：比如《小二黑结婚》(1943)、《李有才板话》(1943)、《李家庄的变迁》(1946)、《吕梁英雄传》(1945)、《太阳照在桑干河上》(1948)、《暴风骤雨》(1948)、《新儿女英雄传》(1949)等。这些“红色经典”文学作品在建国前不断涌现，为大幕将启的新中国文艺打下了抹不去的红色底色，即文艺的政治性向度，上述文学作品中有不少成为后来“红色电影”的蓝本，从而也埋下了“红色经典”电影改编的伏笔。 因为电影生产受到物质条件和生产周期的限制，所以建国前基本谈不上“红色经典”电影的生产，不过左翼电影文化传统以及延安电影团开创的人民电影事业薪火相传，成为新中国“红色电影”宝贵的精神财富。新生的红色政权采取了种种举措来建构“红色电影”的生产体系和修辞系统。通过对电影业的所有制改造，在结束私营电影业的同时，完全清除了电影的商业属性；通过整合三种背景的创作队伍，将来自旧上海的老导演、来自解放区的文艺工作者和新中国培养的青年导演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构建了党管电影的体制；通过建立革命电影的范式，将电影作为政治服务的重要工具；通过对《武训传》(1950)、《关连长》(1951)和《我们夫妇之间》(1951)等私营厂生产的影片的批判，通过移植苏联社会主义文艺理论，不断强化电影的意识形态功能。 在新中国早期的电影生产体系中，逐渐形成了三大重要的国有生产基地：长影厂、北影厂、上影厂，外加解放军八一电影制片厂。根正苗红的长影厂自觉承担起代表党的政治立场重新书写革命历史、建构主流意识形态的使命，充当了“红色电影”创制的先锋，建国伊始就组织力量创作出《桥》、《中华女儿》、《白毛女》、《钢铁战士》、《赵一曼》等富有开创意义的作品。《桥》开拍于解放前夕，编剧于敏曾参加过延安文艺座谈会，在“为人民，首先为工农兵”的创作理念指引下，他写出了“第一部描写作为新社会的主人翁的中国工人阶级的影片”。作为主题先行的急就章，《桥》在艺术上难免粗糙，但它作为新中国电影的开山之作，其重要性毋庸置疑，只不过它还难言经典，真正具有经典气质的“红色电影”是《中华女儿》和《白毛女》。 《中华女儿》根据八女投江的真实事迹改编，是新中国最早的革命战争题材影片之一。影片承袭了延安纪录片学派的写实传统，表现出较强的纪实色彩。该片于1950年荣获第5届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争取自由斗争奖”，成为新中国第一部获国际奖的故事片。《中华女儿》成功塑造了一批女英雄群像，特别是片中胡秀芝从封建小媳妇成长为抗联英雄的成长道路，对于后来白毛女、吴琼花等银幕形象的塑造具有范式意义。 在长影厂决定改编《白毛女》之前，歌剧《白毛女》已经完成了由民间传奇到红色革命文艺典范性文本的蜕变。歌剧的故事原型是白毛仙姑的民间传说，1942年被写成报告文学，实现了由民间传奇到现实叙事的转变。同年，革命作家林漫(李满天)将白毛女传奇写成短篇小说，初步提炼出批判阶级压迫的主题。1944年，“鲁艺”编排出向“七大”献礼的大型歌剧《白毛女》，被提升为拯救人民的政治主题：“旧社会把人逼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1945年歌剧《白毛女》在延安首演，获得毛泽东等人的高度评价，成为践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的红色文艺经典的创作楷模。在新中国成立以前，《白毛女》共上演过近两百场，观众人数多达百万人次。建国后，政治正确且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革命歌剧《白毛女》，很快进入改编视野，1950年，王滨、水华在改编时打破舞台剧的时空局限，采用了中国古典小说的结构技法，进一步突出阶级矛盾的叙事主线，强化了苦难意识。影片最后喜儿和大春喜结良缘的大团圆结局，既契合政治拯救的主题，又符合中华民族的审美传统，影片于1951年荣获第6届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特别荣誉奖。“白毛女”的红色之旅至此并未终结，长影厂版《白毛女》和之前的歌剧《白毛女》一起，又共同成为“文革”前同名中型舞剧和大型舞剧的改编对象，直至“文革”期间衍化为红得发紫的革命样板戏电影《白毛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