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552(2011)03-0059-06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呈现出了显著变化：市场化的进程提速，社会呈现出复杂的纵横交织的结构关系，社会阶层的划分出现新情况，城市化的进程明显，大量农民为了养家糊口大量涌进城市，出现了“民工潮”现象，农民工作为一个社会阶层在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社会中凸显出来。 农民工是经济结构转型的产物，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一群不可忽视的建设力量，但他们大多生活窘迫、地位低下，处于社会底层和边缘，而且，由于农民工工作和生活条件的限制，他们不仅在个体上往往因为不良的生活习惯在具体生活中被城市人嫌弃和歧视，而且作为一个群体在文化乃至意识形态上也被忽视，成为“沉默的大多数”。电影关注并开始塑造农民工形象，或者说“农民工”进入电影，进而成为主人公，有着一条较为清晰的外在线索可寻，但是“农民工”被影像化的内在过程和方式却较为复杂：先锋的策略、主流意识形态的政策需求，甚至是商业利润的考虑都渗入其中。这使得电影中的“农民工”形象发生了有意思的流变，我们也可以由此读解出其中包含的影像风格变化、电影策略转型、电影产业对于这种转型的消费态度等等问题。 20世纪50到70年代，中国社会新生的国家政权为了有效地进行社会管理，在户籍制、农产品统销制、单位制和公社制这四大制度的制约下，形成了“城乡分割、一国两制”的基本治理格局，并且通过意识形态不断强化这一格局。[1]到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的进程，城市成为致富的象征，农民进入城市是对富裕和现代化的向往，农民工形象开始出现并逐渐在电影中显现。《野山》、《人生》都是80年代国产电影对于农民工的刻画，叙事手法与故事情节比较单一，主要表现农民对于城市的向往和自身的纯朴善良的本性。他们身上的“城乡分立”的矛盾主要是道德、人性上的，并未涉及社会文化和体制。 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国社会的转型和加速发展成为带来所有社会问题的一个大背景。加速发展所带来的社会阶层分级导致信仰和价值观念发生变异，社会生活中大量农民工进城，在90年代之后成为中国社会问题和文化问题的纠结点，这在电影中的形象也呈现出了多维态势。农民对于现代化的追逐和本身的淳朴特色不再作为主体表现，出现了农民工在进城打工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信仰和道德危机。当然，在这个阶段，“农民工”问题是被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包裹，人们都知道社会存在着这个问题，但农民工的生活到底是怎样的，却没有更多的鲜活的形象的表达，在一种抽象讲述的方式下，“农民工”问题实际上是被遮蔽的，真正的底层影像是缺失的，只有极少数偶然的、个人性的具体经验被影像化，并未形成在公共空间里的传播。 进而，电影中出现的“农民工”形象和所谓的“先锋影像的底层转向”[2]结合在了一起。用回归平稳叙事状态和纪实影像风格的方式，带有创作主体的意识形态焦虑地关注和展现中国当代社会转型中的现实问题，从一种精英式的自恋视角或俯视视角的窠臼中跳脱出来，对边缘和社会底层弱势群体生活的倍加关注，力图采用平视的视角，对生活的原生态不加粉饰地、具体而非概念性地展示出来。“新生代”导演非体制内的作品、独立民间影像特别是独立纪录片一度把“农民工”当作最具典型意义的“底层大众”，在道义上靠近大众、在影像风格上因“低空飞翔”反而产生了一种带有先锋意味的陌生感。与此同时，底层影像的传播，也获得了带有小众色彩的亚公共空间，如《小山回家》、《盲井》、《安阳婴儿》、《十七岁的单车》、《三峡好人》等。 再往下，由于意识形态上的微调和具体政策(比如三农政策)的实施，在文化上要不要关注底层和农民工已无疑义，而如何关注和表现他们则成为一个问题。在这里实际上存在着两种对立的表现底层的基本态度，一是以真诚严肃的态度对待农民工问题、表现底层生态；另一种则是以商业眼光、功利态度或炒作心态面对。在前一种情况下，道德上的同情和人性上的关怀要么被隐藏在客观中立的姿态和纪实风格之下，要么和一种反思底层和批判现实的“左派启蒙”精神结合在一起。在后一种情况下，“农民工”被简单化、类型化，甚至有的创作者既无底层经验，又少底层关怀，只因题材热门、“政治正确”，也来分一杯羹，寻求“入场”的捷径，把“为农民工说话”变成了“拿农民工说事儿”，令人对作品的可靠性产生怀疑。具体到电影中的农民工形象，其在以上两种极端的价值倾向和叙事策略之间呈现多元化的情况。 粗略算来，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电影中的农民工形象的呈现方式大致有以下几类： 其一，主流影像在意识形态和官方政策的驱动下集中出现了一些作品，这些作品固然不能再遮蔽底层的社会问题，但也不是全然直面，而是在一种积极发展和正面引导的态度下，通过展现底层“克服困难”、“自强不息”的一面，以博爱之心去演绎底层的悲苦，在表达人性关怀的同时和主流意识形态保持一致。这最先出现在《民工》、《生存之民工》等电视剧作品中，进而在《天狗》(戚健)、《农民工》(陈军)等电影中得以延续和提升。 其二，来城市打工的农民工依然保持着质朴特色，任劳任怨的坚韧农民生存哲学，他们保持着乡村社会的传统美德，并成为城市道德的救赎者。《红色康拜因》(蔡尚君)中的父亲、《落叶归根》(张扬)中的老赵，他们保持着淳朴善良的内心，在浑噩的城市中维持这心灵的一方净土。老赵作为一个挣扎在底层的小人物却一诺千金，他的旅途表现了一个农民工纯真的心灵家园。《美丽新世界》中的小镇青年张宝根因有奖竞猜中了上海一套房，只身来上海领奖，借住在远房亲戚小表姨金芳家。金芳是位精明世故的姑娘，一心想嫁个有钱的老公，可眼高手低，只得靠拆东墙补西墙借钱生活，最后张宝根凭借着吃苦耐劳、纯真善良的本性打动了金芳。《天下无贼》中的傻根，淳朴厚道的本性竟然让两个贼得到了救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