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J97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359(2011)01-0136-05 第六代导演一般是指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进入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90年代后开始执导电影的一批年轻的导演。代表人物及其作品有：张元《妈妈》、《北京杂种》，管虎《头发乱了》，何建军《邮差》，王小帅《冬春的日子》、《十七岁的单车》，王一持(王强)《新一年》，路学长《长大成人》，章明《巫山云雨》，娄烨《周末情人》、《苏州河》，张扬《爱情麻辣烫》、《洗澡》，贾樟柯《小武》、《站台》，王全安《月蚀》、《图雅的婚事》，宁浩《绿草地》等。 1993年《上海艺术家》第4期刊载了写作于1989年、署名为“北京电影学院‘八五’级导、摄、录、美、文全体毕业生”的文章：《中国电影的后“黄土地”现象——关于中国电影的一次谈话》。文章呼吁“中国电影需要一批新的电影制作者”，并对第五代将历史寓言化提出了质疑，认为它已成为“中国电影的重负”，“使中国人难以弄清究竟应如何拍电影”。这一檄文无疑成了“中国电影新生代在襁褓期的第一声呼号”，它“直言不讳地标示了一种自我‘命名’并自我文化定位的渴望”[1]26。1992年胡雪杨的《留守女士》上映时，他立刻宣布：“89届五个班的同学是中国电影的第六代工作者”[2]391-392，但是胡雪杨的这一告白并没有得到其他人的响应。张元就曾经明确表示：“我觉得电影还是比较个人的东西。我力求与上一代人不一样，也不与周围的人一样，像一点别人的东西就不再是你自己的。”[3]9后来的贾樟柯在谈到张元的《北京杂种》、王小帅的《冬春的日子》、章明的《巫山云雨》时也这样表示：“他们不再试图为一代人代言。其实谁也没有权力代表大多数人，你只有权力代表你自己，你也只能代表你自己。”[4]367 除了这种自我命名，第六代更多的是被他者命名。由于第六代大多采取一种体制外制片的方式以及他们对边缘题材的偏爱，他们的作品在西方的有意误读中再次变成了一幅“东方镜像”，满足了西方社会对中国当前社会的一种政治化解读。有论者曾尖刻地指出第六代影人“影片中反映的小人物的生命状态则是展现了‘东方’褪去了古代迷人的光辉而进入‘现代’成为一位‘灰姑娘’”[5]418。在西方大大小小的电影节上，素来喜欢横挑鼻子竖挑眼的西方评委一改往日的吝啬，慷慨地将一堆颂词倾倒在第六代导演头上。但是其中最多的还是认为这些作品像极了东欧巨变前的电影，这中间我们自然不难听出其言外之音。于是这些作品的命运就可想而知：在国外它们名声大噪，像张元的《北京杂种》不单在鹿特丹电影节、瑞士洛加诺电影节、新加坡国际电影节上不断获奖，甚至澳大利亚当代艺术博物馆就直接以“北京杂种”来命名；王小帅的《冬春的日子》不仅被美国现代艺术博物馆收藏，后来还被英国BBC评选为“电影诞生一百周年百部经典影片”。而在国内它们则寂寂无声，这些作品大部分观众也都无缘得见。一些导演甚至因此被取消了编导影片的资格。在两种意识形态的争斗中，第六代无可奈何地成为了“历史的人质”，于是“第六代”这个名字也因此被灌注了太多的意识形态的内容。在市场与意识形态的双重挤压下，第六代似乎走到了流产的边缘。但是经过十多年的磕磕碰碰，第六代的创作主体似乎意识到了自己的作品无法离开中国这个生存的母体，于是在世纪末，第六代终于浮出了水面。 与第五代导演将历史寓言化、距离化不同，第六代更多的是将历史拉伸到当下现实生活。在这种对当下的冷静体察中，第六代将自己个人经验带入到电影中来。通过对边缘题材的开掘，对失语的弱势群体的关注以及对一些亚文化层面的进入，实现了个人历史记忆的银幕书写。“毕业后的他们，面临着电影业的凋零和商业消费主义观念的疯长，第六代突然发现，走出校门后他们的精英思想和精英身份已无处栖身。迷惘、焦虑、孤独、愤激、绝望的情绪开始长久地栖息于他们的精神世界之中，使他们不知不觉地偏离了主流文化，而以一种反叛、对抗的姿态出现。不再像第五代的精英们一样执著于历史和民族文化的书写。第六代抖落了历史的尘埃，疾速地奔跑在现实的刀锋之上。不再仰望巨人，而是另辟蹊径，以边缘对抗主流。这中间不乏有第六代导演渴望以标新立异的形式早日出人头地的目的，但更多的，它是一种个人情绪的宣泄。”[6]176 一、关注边缘人物 第六代对边缘题材的关注有其现实原因，黄式宪在《第六代：来自边缘的“潮汛”》一文中指出：“在历时性的坐标上，与以陈凯歌、张艺谋为主力的‘第五代’不同，这一拨新人踏上影坛之际，赶上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特定的社会、文化语境，一方面是主流意识形态强化了宏观的控制力及其主导性、权威性；另一面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全面转型，大众娱乐潮兴起而精英文化衰落，正应了‘无可奈何花落去’那句话，第六代俨然成为拒绝、被隔离于秩序边缘的独行者。”[7]23-24正是这种现实的处境使得第六代导演在面对意识形态和市场的挤压以及第五代巨大辉煌的无形威逼时自然转向了边缘，他们试图通过对边缘的关注，“把一个特定的时代从连续统一的历史过程中爆破出来，把一个特定的人的生平事迹从一个时代中爆破出来，把一件特定的事情从他的整个生平事迹中爆破出来”[8]414。下面我们就几个典型文本作一番分析。 第六代导演王超的《安阳婴儿》关注的是弱势群体的生活。影片讲述的是古城安阳一个下岗工人在夜市面摊上收养了一个弃婴而引发的一系列故事。婴儿的襁褓中有一张字条，上面留有一个呼机号码，并说收养人可以与婴儿分享两百元的抚养费。工人因此结识了婴儿做妓女的母亲——冯艳丽。冯后来因为得罪了当地黑社会老大被赶出歌厅，工人与冯因此生活在了一起。白天工人在家门口摆了一个修车摊，照顾婴儿，冯则在家中继续着营生。一天，黑社会老大突然出现，他向妓女索要婴儿作为他家后代，因为他得了绝症。但冯却坚决不承认这一事实，争执之中，工人失手打死了老大，被判了死刑。冯也在一次“扫黄”活动中随手将婴儿交给了一个路人，自己也被遣送回原籍。在这里导演王超以一个影人的勇气直面了中国社会现实的一角：下岗工人、地下妓女、黑社会。它让我们窥视到了长久以来被我们漠视和阉割掉了的现实，是王超们寻找、发现了这些长期被主流社会、主流媒体和主导话语所覆盖、剪裁、压抑了的异质因素，让这些一直以来处于沉默地位的人物站出来诉说他们的遭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