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曾说：“在所有的艺术中，电影对于我们是最重要的。”周扬在《1950年全国文化艺术工作报告与1951年计划要点》中也做了类似说明：“电影事业在整个文化艺术工作中，是第一个重点，这是因为电影是最有力量的艺术形式。”对于列宁和周扬的这两段耳熟能详的断语，我们通常只是做定论接受下来，但电影的“最重要”和“第一个重点”的性质到底该做怎么样的理解，却是一个稍欠深思的问题，关于这一点，笔者从1948年的一则关于北平国剧公会请求制止剧院改电影院的呈文中得到了深切理解：“为呈请事查国剧为中国国粹，而北平尤称发祥地区，会员均系自幼学艺，最低须有十年至二十年以上之磨炼，依做终身职业，别无一技之长。现有艺术与人才仅存早年百分之四十弱。而常演国剧剧院只有三庆、华乐，庆乐、华北市立等四五家（其中和戏院业已改映电影，至长安吉祥虽偶演国剧而兼营电影）上列数家勉为三千众会员之生计，除往他埠出演者外，在平班社每星期只能轮流一两场出演机会，尚有三分之一班社苦无出演处所。平市各戏院演国剧多有百年以上之历史，其一切建筑财产均由演剧而所获，再国剧对于社会矫风正俗宣扬道德倡导伦理、增缴国课捐税、繁荣市面不必为无功。例如慈善救济兴学慰劳等项由我界义演筹措有例可考。近阅报载以及据闻庆乐、华乐将改映电影，预备装置影机之议。查平市影院约有三十家之谱。虽亦有宣传文化之力，而影片多系舶来品，更使金融外溢，现存数家戏院尽谋本身之利，弗顾国剧危境，若成事实，匪特摧残国剧之发展，抑且三千众同业并两万左右之眷属立即有断绝生活之患难。免误入歧途致使社会不安，现值戡乱建国时期，安定民生为首要之图。况处于生活高涨物价飞腾之际为此呈请……政府分业组织法令维护影剧两业分多润寡之不足，对于剧院申请改映电影之请求勿予核准，以拯救国剧业之危机，免使剧界失业。”①可见，解放前夕，国剧观众皆被舶来之电影吸纳了去，素有国剧发祥地的北京尚且如此，全国其他地区便可想而知了。因此，新中国在成立之初，丝毫不放松对电影的管理和经营，将其作为“最重要”和“第一个重点”的意识形态宣传武器，是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和长远政治谋略的。 新中国电影的发行放映工作向来是在认真贯彻为政治、为生产、为工农兵服务的基础上，坚持不懈地进行着的。翻开电影局历年的工作总结，这种精神扑面而来，比如：“切实认真地贯彻了为政治、为生产、为工农兵服务和百花齐放的方针②”，“发行放映工作方面，为提高宣传员的政治业务水平，贯彻电影为政治，为生产，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拟组织各区放映单位宣传员业务学习六次③”，“经常有计划的紧密配合当前政治中心任务，使发行放映工作为社会主义建设发挥更大的作用④”。以1954年为例，中影公司通知各地公司，为配合宣传“过渡时期国家总路线总任务”，选映之影片如下： 关于社会主义工业化：《列宁在十月》《保卫察里津》《宣誓》《顿巴斯矿工》《生活光芒》《远离莫斯科的地方》《党证》《为了美好生活》《祖国的早晨》《父子劳模》。关于农业集体化：《未婚妻》《拖拉机》《政府委员》《被开垦的处女地》《光明照到克奥尔地村》《金星英雄》《明朗的夏天》《解放了的土地》《战斗的洗礼》《中国代表团访苏经过》。关于社会主义远景：《苏联加盟共和国》《介绍苏联生产》《幸福的生活》。⑤ 1950年，西南影片经理公司在重庆举办“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电影宣传月”，映出《易北河会师》《斯大林格勒大血战》等影片。1951年，新疆为配合抗美援朝前后举办三次电影宣传周，排映了《攻克柏林》《斯大林格勒大血战》，为配合镇反运动，重点排映了《阴谋》《党证》等。1951年，为配合“镇反”、“土改”运动，成都、重庆影院上映苏联影片《阴谋》等片。1951年，成，渝、昆等大城市上半月上映翻译影片《阴谋》配合镇反运动。1955年，广东省为配合肃反宣传，在全省放映《锄奸记》等。1955年，陕西省文化局发出通知，要求配合肃反运动，做好《伟大的公民》的宣传放映工作…… 解放初期，在排片方式上，对于苏联翻译片和国产影片（1949-1955年，中国译制苏联影片187部，国产影片136部）多采取“协商统一排片”的办法，集中举行“新片展览月”，把仅有的少量进步影片尽可能的印制大量拷贝“集中编映”。此外，还积极开展影评工作抨击有毒素的影片，大力宣传进步影片，帮助观众迅速提高看电影的水平。对进步影片采取降低票价的方式以优待观众，对电影院降低分账率，选择较好影院排映进步影片，以起示范作用。随着抗美援朝战争的展开，剩余的极少量的美、英影片渐次绝迹于市场，1952年“消极片”的观众只占总人次的2.7%，即只有800多万人次。⑥ 政府的强行干预总是会碰到来自下面的抵抗力量。1950年1月，中央电影局西北影片经理公司兰州办事处成立，负责甘肃、青海两省的影片发行业务。遵照西北军政委员会文化部指示“边工作，边筹建”的原则开展工作。首先是对兰州市片商发行的私营片，实行“统一发行、统一排片、统一调度”的发行办法。此办法开始时引起兰州少数片商的反对，他们串通个别私营影院，企图以所谓“叫座”的消极片，顶跨进步影片。初则硬性抗拒，不提供他们手中的影片，继而采取请客、送礼等软化手段，与进步影片争夺阵地，所有这些都未得逞。⑦十七年时期，苏联影片得到了中国政府强力的保护与扶持，表现在诸如观影人数之众及广告优惠政策等方面，但在中苏蜜月期结束时，对其的保护力量开始减弱，这表现在诸如对苏联解冻作品的放映策略等方面。以下分别进行论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