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文化状况中的克拉考尔

      一、克拉考尔的浮出

      德国文化评论家本雅明(1889-1940)的思想，无论在电影、艺术乃至文化研究领域，都已经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力。本雅明一生的传奇，不仅在于他的极具洞见的文字与视角，也在于他的生命传奇性悲剧。1940年8月，马赛，一群躲避纳粹追捕的德国人准备从法国前往美国，虽然他们已经有了美国的入境签证，不过，法国政府却不让他们出境①。这一群人于是盘算着越过比利牛斯山进入西班牙，然后再到里斯本前往美国。在他们之前，已有人寻着这个路径成功赴美。不过，本雅明却不走运，就像他定稿于1938年但生前始终无法出版的《驼背小人：1900年前后的柏林童年》当中所提到的情景：驼背小人来找他了。驼背小人是德国童话当中的人物，象征着不走运，这或许是他死前透过童话对他个人的生命境遇②的一种暗示。当得知西班牙政府同样拒绝他们入境时，已有厌世之念的本雅明在法国与西班牙边境服下吗啡自杀了。本雅明的自杀，引起当地政府的震惊。当地政府只好改变政策让其他人得以通过并顺利到达美国。这些人当中，包括政治哲学家汉纳·阿伦特以及本雅明长年的好友也是本文所要讨论的对象克拉考尔(Siegfried Kracauer，1889-1966)——魏玛时期最重要的专栏作家之一。1941年2月，克拉考尔历经西班牙—里斯本—美国的路线，成功抵达美国纽约。在此之后，克拉考尔大多数的时间都在美国生活，直到晚年才短期回过欧洲。

      在命运交叉点有着截然不同境遇的两人，无论在生命经历或是理论观照方面，都有许多可比较之处。他们两人同年出生，一位在法兰克福，一位在柏林，同为犹太人并在文化领域活动。1918年，在法兰克福为《法兰克福日报》(Frankfurter Zeitung)工作的克拉考尔因地利之便，与小他十四岁、当时年仅十五的阿多诺一起在周末研读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③。1923年到法兰克福大学找寻教职机会的本雅明，也在法兰克福结识了克拉考尔与阿多诺，这个结识，确立了三人的长年交往和友谊④。有趣的是，阿多诺日后成为法兰克福学派的核心成员，克拉考尔与本雅明虽始终与这一学派保持联系，但并未在其中扮演核心角色，甚至两人流亡巴黎之际，提交的研究计划均遭到阿多诺的否决。不过，两人的作品集却也都是阿多诺在战后协助整理出版的。更为重要的是，他们两人的研究视角与关切议题有非常多的相似之处。在视角方面，他们同样以一种游荡者(flneur)的姿态分析表面现象，在他们眼中，表面现象是指讯息系统以及社会文本⑤；在研究议题方面，他们从年轻时起就分别讨论了法与正义等问题；此外，两人还同样关切现代性元素，诸如城市、摄影、电影、文学甚至大众文化等。面对纳粹的崛起，两人也同样是从艺术与社会的脉络提出分析纳粹文化政治的运作。甚至在巴黎流亡时期，克拉考尔完成了《奥芬巴哈及其时代的巴黎》(Offenbach and the Paris of his Time,1937)，他透过雅克·奥芬巴哈和他的轻歌剧带出第二帝国时期巴黎的社会史；无独有偶，本雅明也聚焦此一时期的巴黎，除了《十九世纪的首都巴黎》之外，更有未完成的巨著《拱廊街》。

      就两人的名声来说，与本雅明相较，克拉考尔在魏玛共和国时期已是《法兰克福日报》的重要的专栏作家，写下了多达一千九百篇评论。1963年，在阿多诺协助下整理出版的《大众装饰》(Mass Omament)⑥几乎之前都发表于《法兰克福报》，而《白领》(White Collar)也是先于1929年在《法兰克福日报》连载，1930年才结集出版。此外，他在魏玛时期的作品还包括《作为科学的社会学》(Sociology as Science，1922)、《侦探小说》（The Detective Novel，1925年完稿但直至1971年才出版）、自传体小说《金斯特》(Ginster,1928)等。而本雅明生前遭逢研究方向不被理解的窘境，直到死后他的作品于1955年在阿多诺夫妇的整理与协助下编成《本雅明选集》，他的名声才一时鹊起⑦。从欧洲、英语世界再到亚洲，本雅明的作品现今已被翻译为多国文字。与之相较，到美国生活的克拉考尔，先后在美国政府的战争时期通讯研究部门、博物馆、哥伦比亚大学等地工作。期间，他完成了《从卡里加里到希特勒》(From Caligary to Hitler,1947)与《电影理论：物质现实的复原》(Theory of Film：the Redemption of Physical Reality，1960)等重要的电影研究方面的著作。曾有评论家给予这两部作品“幼稚的现实主义者”的恶评，这个批评似乎忽略了他在魏玛时期的作品脉络，而这也凸显克拉考尔仍是个有待研究者重新考掘的文化评论家。克拉考尔百年诞辰的1989年之后，关于他的讨论开始大幅出现。他的最重要的作品《大众装饰》的英文版于1995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也许是克拉考尔的重要性开始在不同语言间扩散的一个标志。

      诚如托马斯·艾尔塞瑟(Thomas Elsaesser)所指出的，自从电影问世以来，电影理论(film theory)便在卢米埃与梅里叶、长镜头与蒙太奇、现象学与符号学等的论辩当中开展。然而，对克拉考尔与本雅明来说，他们尝试从社会理论去面对电影这一个崭新的文化形式，从而带来电影研究一些新的可能性。托马斯·艾尔塞瑟将他们的尝试称之为带有社会文化分析色彩的电影理论(cinema theory)⑧。在中文世界当中，关于克拉考尔的评介尚不多见。本文拟梳理克拉考尔关于电影的讨论，并将与他的同代人本雅明关于电影的讨论进行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