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皆过火，尽是癫狂”，这是来自大洋彼岸的香港电影研究专家大卫·波德维尔(David Bordwell)在其专著《香港电影的秘密：娱乐的艺术》(Planet Hong Kong)中，引用的《纽约时报》影评人对香港早期功夫片的评述。对于这种不乏贬义的评价，波德维尔保留了自己的看法，“那些张狂的娱人作品，其实都包含出色的创意与匠心独运的技艺，是香港给全球文化最大的贡献。最佳的港片，不仅是娱乐大众的商品，更载满可喜的艺术技巧。”①在他看来，香港电影的魅力也许正在于那些“过火”和“癫狂”中所包含的无穷意蕴。尽管它所指称的只是早期功夫片，然而对于熟悉香港电影的人来说，将这样的评价运用到整个香港电影，尤其是那些长盛不衰的喜剧片之上，似乎更加恰如其分。香港是盛产喜剧作品的地区，自有电影以来，喜剧片一直占据主流地位。虽然不时被人打上“不入流”的标签，但是它在香港市民生活中却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而作为一种社会象征行为的叙事，“港式喜剧”也犹如“镜像”一般折射出香港不同时期人们的“情感结构”与时代症候。 一、香港喜剧：历史流变中的社会“镜像” 从历史来看，香港人似乎对喜剧情有独钟。第一部在香港拍摄的故事短片《偷烧鹅》便是以喜剧的面貌“浮出历史地表”，在电影史上留下了划时代的一页，而第一部港产故事片《庄子试妻》也或多或少具有着喜剧色彩。此后，从“默片喜剧”时代的《呆佬拜寿》，到“有声电影”中的《傻子洞房》，再到林坤山主演的“乡下佬游埠”系列，皆是广受欢迎的经典喜剧电影。20世纪70年代是香港喜剧电影的黄金时代，这时开始形成成熟的创作队伍、丰富的制作经验和稳定的观众群。纵观此时的香港电影，无论是影片数量还是电影票房，喜剧电影都居于首位。此时的喜剧片成了许氏兄弟的天下，他们的代表作有《鬼马双星》(1974)、《天才与白痴》(1975)、《半斤八两》(1976)、《卖身契》(1978)等。这些电影的主角大都是具有人性弱点的小人物，他们自以为是，甚至作威作福。影片本身也旨在对这种性格进行善意的嘲弄，通过他们弄巧成拙的故事桥段来营造喜剧效果。当然，这些喜剧电影与当时香港社会现实的关系也是密不可分的，20世纪70年代香港经济全面起飞，老百姓在这令人振奋的浪潮中经历了无数艰辛，作为社会底层，他们不得不为生计而奔波。作为“打工仔”和“小人物”的香港人也渐渐凝聚起一种消极的、怨愤的情绪。《鬼马双星》“恰逢其时”地出现了，片中夸张无情的世情讽刺和肆无忌惮的嬉笑怒骂正好迎合了打工仔的满腔怒火。到了《半斤八两》，许冠文则对劳动者遭遇残酷剥削的社会现状作了一番控诉，令观众在放声大笑中悟出其间深刻的社会内涵。此后，“新艺城”的《鬼马智多星》(1981)、《最佳拍档》（第一部，1982）等电影极大地扩展了“小市民喜剧”的创作路数，而呈现出“市民狂欢”的滑稽闹剧风格，但真正将香港喜剧电影推向高峰的还是周星驰。 20世纪80年代以后，由于作品本身在人物塑造和情节创新上裹足不前，以及当时特殊的政治背景，“许冠文所代表的喜剧世界”走向终结。1984年，中英签署“联合声明”，使得“九七危机”成为悬挂在香港人民心头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回归”的列车将通向哪里？没人能够预知。香港人的命运掌握在两个大国的手中，成了名副其实的“亚细亚的孤儿”。这时，自信乐观的香港人也终于陷入到对前途的忧心忡忡之中。然而，大国之间的政治博弈又是他们所无法主宰的，“回归直通车”的加速前行更加剧了“九七大限”的恐惧程度，再加之20世纪90年代日益严峻的经济危机，一时间“危机电影”甚嚣尘上。从王家卫电影中的“时间意识”，到“移民电影”中香港与内地复杂纠结的政治认同，港人的身份迷失和矛盾心态，都成为彼时电影文化的症候所在。然而，现实的问题又是香港人所无力解决的。对此，有着天生娱乐情怀的香港人似乎更希望逃避到喜剧电影的纵情欢笑中，从而避免政治身份的艰难抉择。正是这种心态的转变，给“喜剧之王”周星驰的出场提供了良好的契机。 周星驰无疑是香港不折不扣的“喜剧之王”。从1990年他主演的《一本漫画走天涯》开始，到之后的《赌圣》(1990)、“逃学威龙”系列、《整蛊专家》(1991)、《审死官》(1993)、《鹿鼎记》(1992)、《武状元苏乞儿》(1992)、《唐伯虎点秋香》(1993)等影片，周星驰的电影屡次打破香港单片票房纪录。周星驰一举奠定了无厘头喜剧的基本形态，香港喜剧也就此进入了“周星驰时代”。在架空的现实空间中，对现实和历史进行消解和戏仿，对一切权力和道德肆意嘲弄和解构，“漫画式”的纵情欢笑，无所顾忌的喜剧设置，甚至以粗口和色情为乐，这种“狂欢化”的喜剧模式构成了周星驰“无厘头”电影的显著特征。正如《国产凌凌漆》(1994)中周星驰一本正经地说出的，“国家大事这种小事等我谈完儿女私情再说”，这种癫狂和解构背后包含的政治隐喻，是在他之前的喜剧电影中难得一见的“盛景”。如果说，许冠文的电影所表征的是20世纪70、80年代香港经济起飞时期，处在香港社会底层的“打工仔”贫苦而无奈的心情，抒发他们心中的压抑和愤懑，同时表达了对美好未来的企盼，那么周星驰的电影则表现了20世纪80年代至今，由于“九七回归”而导致的港人迷茫的不由自主的心态转变，他们面对社会现实的“逃离心态”和“放逐意识”。在此，后现代式的“无厘头”搞笑成为了释放对现实不满与压抑的重要通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