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产阶级(Middle Class)”在当下的中国社会可以说是一个形象模糊不清的群体。他们容易让人联想起时常出现在各种媒体中的事业成功人士，同时也往往被泛化为社会中流砥柱的大多数成员。他们时而被称为“中间阶层”，时而又被说成是“白领”。究其原因，其称谓的舶来与本土的嫁接之间存在着某种断裂和错位，所以他们的身份似乎也难以界定并偶尔透着一股莫名的优越感。 尤其在当前的消费社会语境中，各种视听媒介都在极力塑造、想象和传播中产阶级形象，利用中产阶级的各种符号来制造新的消费景观。包括新世纪以来的主流商业电影，作为大众媒介的重要组成，也在不断为观众呈现中产阶级形象、文化观念以及电影明星代言的中产阶级品味，这些都共同打造了当代中国的种种中产阶级神话。但在这些光鲜的虚拟影像的背后，其实蕴藏着的是消费时代商业符号操控下的精神危机和本土中产阶级的虚弱困乏。 一、消费时代传媒打造的中产阶级神话 1968年剧作家亚瑟·米勒(Arthur Miller)在其剧本《代价》(The Price)中写道：“许多年以前，一个人如果难受，不知如何是好，他也许上教堂，也许闹革命，诸如此类。今天，你如果难受，不知所措，怎么解脱呢？去消费！” 我们看到当今西方社会，“消费已经承载并替代了传统宗教、政治和生产活动所具有的社会整合与文化内化功能，成为一项高度制度化的社会行动。”①也就是说，一个社会以生产为主导转向了以消费为主导，这种转变不仅体现在经济结构中，更多反映在文化形态上，人们的生活方式、价值观、认知体验都被全面革新。在全球化的今天，消费主义已经扩展到几乎所有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也不例外。 (一)西方消费社会与中产阶级的崛起 20世纪初，西方消费社会中非常重要的一种社会文化现象便是中产阶级的大量涌现。当时，福特主义(Fordism)生产方式，即生产线标准化的批量生产方式被应用在许多行业中，大大节省了劳动成本和劳动时间。大规模的生产必然要求大规模的消费，工人大量增长的工资和劳动外的空闲时间，正好提供了这种条件。同时，新的生产方式和新的消费方式也直接影响到社会分层结构，老式小企业主在现代竞争中纷纷破产，负责生产所需要的工人比例也在下降，而“服务、分配和协调需要的工作人员比例却上升了。”②于是，西方社会出现了中产阶级的迅速膨胀。这些新式中产阶级是伴随着后工业化进程出现的、依附于庞大机构、从事非直接生产性的行政管理工作和技术服务工作的人群，包括专业技术人员、政府职员及中层行政官员、企业中的经理阶层和工作人员、学校教师等。“这是一种从财产到以新的轴线——职业来分层的转变。”③所以，决定中产阶级的关键性因素并不仅在于收入和物质占有的多寡，更重要的是与其生活方式、心理认同、社会地位等相关。 中产阶级正是用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区别于西方旧式的传统阶层。虽然他们作为高工资的薪金雇员同时也不必从事生产性体力劳动，但因为没有了独立的财产依托和高贵的出身，新式中产阶级往往对自身地位感到恐慌，需要赢得社会的尊敬是他们重要的阶级特征之一。于是，他们不断向各种老式贵族和更高级阶层借用“声望”，但因为中产阶级的经济资本毕竟有限，他们便通过消费和占有越来越多的文化资本，来粉饰并体现自身的地位。为了获得优越感，他们追求体面和有品味的生活方式，这些曾经是贵族们在良好的家庭出身、教育背景、经济富足的基础上与生俱来的文化特征，都成为中产阶级通过消费来追求的目标。 在西方这种长期的物质产品极大丰富的社会形态中，中产阶级逐渐成为“橄榄型”社会结构中能够支撑大规模消费主义的中坚力量。但是，当物质的富裕相对于社会的需求是过剩的，商品就必须用符号表达某种价值来进一步吸引人们去消费。消费社会的各种传媒不再只负责传递信息，而是利用和操控商品的形象符号来不断引发消费欲望、制造消费神话，购买某种商品是为了获得其本身不可能拥有的意义和地位。而作为消费主义推动力的中产阶级，此时也在媒介中被转化为一组代表着成功、富足、快乐、休闲、健康、时尚的符号系统，被赋予了最具有身份认同、生活品味和消费能力的意义。 (二)中国消费时代的传媒与中产阶级神话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在经济转型和跨国资本的全球化过程中，迎来了现代化商品批量生产和传媒工业发展背景下的大规模消费。在大中城市，产生了与西方发达国家相似的消费主义，炫耀性消费、休闲消费、各种节日消费等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早已深入人心。④这种消费主义主要是通过影像媒介的示范作用，不断改造着人们的观念、价值伦理、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人们由此获得一种普遍的消费认同，即使是处于中国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农民，也可以通过影视、广告等受到与城市居民一样的消费欲望的冲击。通过传媒，我们可以切实地感觉到中产阶级在中国社会的浮现，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关于中产阶级神话的浮现。戴锦华曾指出：“于90年代陡然繁荣之至的大众文化与大众传媒，至少在1993年-1995年间，不约而同地将自己定位在所谓“中产阶级”的趣味与消费上。然而，这与其说是一种现实的文化需求，不如说是给予某种有效的文化想象；作为一个倒置的过程，它以自身的强大攻势，在尝试‘喂养’、构造中国的中产阶级社群。”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