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33-1935年，刘呐鸥(1905-1940)和穆时英(1912-1940)这两位“新感觉派”文人先后卷入那场充满火药味的“软性电影”与“硬性电影”之争。不可讳言，“软”、“硬”双方在论战过程中，都有人身攻击式的谩骂和讽刺。如今，几十年过去了，“硬性电影”理论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不断追述和反复阐释。今天，再来叩审那段历史，倘若从现代中国电影批评史乃至人类知识进步与文化艺术发展的意义上来说，挖掘和阐释那已被压抑多年的所谓“软性电影”背后可能蕴藏的电影文化遗产，则是当代中国人对于自身文化历史的一种责任。出于这样的思路，一方面，我将尝试避开“软硬论战”中充满硝烟的语句，我更关注的是：在激烈的措词背后，刘呐鸥、穆时英是否为“中国电影之前途”而进行过诚恳的努力，他们是否留下了一些至今还可能有益的文化营养。另一方面，我力图将眼光扩大延伸到他们在论战之前的20世纪20年代和论战之后的20世纪30年代后期所撰写的其他电影文字。换句话说，当刘呐鸥和穆时英不必戴上“软性电影”论者的沉重帽子时，在硝烟之外，他们的各色电影书写又是否留下了更多的电影文化遗产。 跟着这些问题，我发现，近年来李少白先生、郦苏元研究员和胡克教授对“软性电影”论的评价已渐趋正面，①李道新教授、盘剑教授对刘呐鸥、黄嘉谟的电影理论也有精彩论述。②但经过对原始文献的进一步追踪，得益于海峡两岸学者勤力裒辑而新近出版的史料汇编，③我也发现：刘呐鸥、穆时英的生平和身份在近年来国内出版的电影理论文选和发表的学术论文中均存在误差，更重要的是：刘呐鸥、穆时英在中国电影批评实践和批评理论史上的一些贡献和开创意义都被湮没了，更何谈顾及他们撰写的“影戏漫想”和“电影的散步”这般秀丽优美的一系列诗性电影文字了。 因而，我尝试在已有研究成果和新发现之史料的基础上，力图观照较长时段的中国电影批评史和理论史，着重考察刘呐鸥、穆时英在现代中国电影批评实践和批评理论上的创建与贡献。本文将比较刘呐鸥、穆时英的电影审美观念与20世纪20年代中国主流电影批评观念的不同，讨论他们的电影批评实践在20世纪30年代“软硬论战”风暴中的实际境遇，更要探究他们是否对当时的中国电影批评秩序有所反思，在电影批评方法论上是否有所创建，从而尝试对刘呐鸥、穆时英在现代中国电影批评与理论史上的地位重新提出一些评价。 一、电影审美观念的转向：刘呐鸥的“开端”和穆时英的“继续” 在中国电影制片业勃兴之初，“文明戏”和“鸳鸯蝴蝶派”小说的强大影响力，使得中国电影制作者和理论家们逐渐形成了注重电影剧作结构及教化改良之社会效果的“影戏”观，尤以郑正秋(1889-1935)和侯曜(1903-1942)为代表。虽然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电影人也编译了少量电影拍摄技巧的实用教材，但从整体上看，那时的电影审美观更趋近于现代戏剧和传统美术，洪深(1894-1955)、田汉(1898-1968)、但杜宇(1897-1972)、史东山(1902-1955)、张光宇(1900-1965)等都是重要代表。总体来说，中国早期的电影理论家尚未充分意识到电影是一种独创性的艺术。④从当时中国电影批评的整体状况来看，伦理道德问题是1921-1932年电影批评关注的重心。⑤从1919年“中国电影批评的先驱”周瘦鹃(1895-1968)在《申报·自由谈》上连载“影戏话”以来，20世纪20年代，由于“新文化”知识分子基本上对电影不屑一顾，以“鸳鸯蝴蝶派”为中心的各路通俗文人便几乎包揽了当时各电影杂志(也包括《紫罗兰》、《红玫瑰》等文化杂志)的影评文章。他们谈论电影时呈现出一番历史人文的市井关怀：如何从中国传统中汲取文化营养输入电影，以期改良社会，甚至引导现代中国城市平民的日常文化生活与想象。⑥ 从以上对20世纪20年代中国电影理论、批评线索、影评状况的简要回顾可以看出：无论电影创作者、理论家还是影评人，对于电影这一西方舶来的现代艺术形式的理解，都并未将其机械特性作为审美出发点，或者说，将电影作为技艺来进行审美的观念很淡薄。然而，到1928年，“戏剧的”、“社会的”电影观开始受到“电影的”、“视觉的”审美观的挑战。如果说，陈趾青在《编剧的技术》中提及“笔是摄影机，纸是胶片”，⑦欧阳予倩(1889-1962)在《导演法》中论述光影特性，⑧是在宏观理论思维层面上预示出一些转变迹象的话，那么，刘呐鸥在《无轨列车》上连续刊发的一系列电影批评文章——“影戏漫想”，则从鉴赏电影艺术和品评电影作品的实际批评层面，在1928年的上海，展示出一派全新的现代电影审美观。 事实上，上海并不是生长于台湾的刘呐鸥在日本念书时向往的去所，他那时梦想的地方是巴黎。但上海这座有着“东方好莱坞”之称的国际大都市的文艺世界，最终吸引住了刘呐鸥。他以丰厚的家产在上海创办了一轮又一轮的文艺事业。1932年“一·二八”淞沪战火波及“水沫书店”后，他便开始全身心地投入到理论、批评和创作的一系列电影活动之中。⑨在生命的最后时段，他担任“中华电影股份有限公司”的制片部副部长，直到1940年接(兼)任穆时英6月28日被暗杀后留下的《国民新闻》社长一职，于同年9月3日被暗杀。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