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类型电影的生产正以前所未有的状态形成一股热潮，类型化创作意识明显而深入。但是在全国上下自觉拥抱类型电影的时候，借鉴其类型视听与类型叙事的差异化策略中，不可忽视的一面是建立在西方文化价值基础之上的创作和系列类型电影模式，在进入东方文化积淀的中国，面对中国电影观众的过程中，是否会产生“橘生于淮北则为枳”的反效应呢？ 经历了五四运动、文革洗礼，以及改革开放和新中国短期内的迅速崛起，其间所发生的阶层分化可能无形中给西方类型电影进入中国、并带来轰动准备了分众的市场条件和机会。但是中国自己的类型电影到底是该建立在怎样的国族体验与文化价值基础之上呢？无论如何，有一点要遵守的原则是，我们要确立中国式的类型电影范式，必须是在借鉴西方类型电影的分众精神，尽快总结出属于我国电影受众独特的社会民族心理结构，同时分析受此影响多样化的阶层价值观，以及在生活领域的价值观呈现形式。 国产影片的类型化趋势首先在两大方面有所突破： 一是对类型视听元素的借鉴模仿。以《英雄》为代表的大片开启了这一潮流，但目前尚处于类型电影的草创恢复期(对比于早期中国类型电影滥觞)。“视听盛宴”描述了国人初次面对类型化的眼花缭乱的视听元素时的“惊艳”状态。但结果是视听独断专行，叙事的支离破碎，使得视听类型与叙事类型没有有效沟通，大片(国产类型电影)在票房与骂声中齐步前进。 二是对西方类型影片叙事模式的尊崇。类型电影强调差异化叙事，这是票房分众的需要，因此不少励精图治的电影人再次举起“拿来主义”的大旗，向好莱坞的差异化叙事策略学习[1]。《夜宴》哈姆雷特(曹禺话剧《雷雨》具有明显的西方母题特点)的文化叙事模式；《风声》中西方的囚室主题，萨特式的人生困境——他人是地狱；《过界》是中国第一部反映都市人在心理重压之下寻求释放和解脱、表现人的漂泊感的仿公路片；恐怖片《荒村故事》中一群因过度的好奇心和冒险行动(欧美的冒险主义)导致的离奇危机等等。 回归差异化叙事，关注不同类型人格，确实是类型电影创作的基本要求。但是叙事中完全将西方文化情境与西化的人格类型附着在中国故事中，总感觉像洋人在唱生旦净末丑，戏路不对。《夜宴》中的“恋母情结”式的依托，尽管国人心中已不陌生，可它在几千年来国人的人伦关系的文化体系中，是没有厚重的文化体验的，国人无法体会其血缘间的男女情爱的合理性及被阻断后的切身之痛。《风声》是谍战片流行中凛冽的寒风，血淋淋的酷刑展示时刻考验着一对姐妹间超乎寻常的情感表达，普通观众可能不明白，这两个女人之间为什么如此纠葛不清，关系为何如此暧昧；密室内人物间互相倾轧的斗智斗勇，他们重视证据的编造，互相利用，但是缺失了柏杨笔下染缸中的中国人特有的狡黠机灵。《唐山大地震》的叙事主题是通过女孩自我流浪放逐来成长的故事，女孩义无反顾地通过流浪报复母亲的举动过于个人主义风格了，在传统乃至当下中国，这样一个为了所谓的“诸多偏心失爱”而维护个人尊严、不惜折磨肉身的行为确实有些反应过激；而面对其解放军养父的苦苦寻找却“悄然失踪”又突然出现的举动，则完全是对父辈意志某种蓄意的挑衅，这种一意孤行的人物角色在以往的创作中还是很少见的。 好莱坞类型电影背后是美国(西方)主流文化观及其差异化叙事的呈现。 个人主义是美国最为基础的价值观，强调个人作为主体的非超越性和神圣性，与其类型电影的心理结构有着深刻的亲缘关系。个人主义可以说是西方各种类型电影的逻辑生成点。 以警匪片为例。美国人认为国家权力是无数的个体权力组成的，没有核心权力者，个人权力的国家运作形式是完善的权利制衡制度。而中华文明认为政治伦理化可以有效协调个人与国家之间的权力关系。香港是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滋养交汇的港口，我们可以拿美国好莱坞警匪片和香港警匪片做个比较，观察东西方思维在类型电影创作上的差异： 好莱坞警匪片的基本思想是，匪帮作乱是制度出现的问题。因此匪帮作为剧中主人公“为非作歹”的行为总是获得了部分的谅解和同情，甚至往往会作为“反不合理制度”的英雄而悲情死去。比如《末路狂花》中两个女主人公为了维护女性整体尊严而舍命奔向山谷；《天生杀人狂》中夺命鸳鸯有意识地面对主流媒体进行杀人表演；《七宗罪》中的神秘杀手仿佛在提醒个人有没有在滥用自身的权力和身份导致不公的社会关系。警匪片的类型有着一致的价值理性，即美国(西方)人相信社会问题是可以通过对权利运行的制度的修正来解决的，警匪双方的对立不是简单的善恶伦理冲突，而是指向一个方向，就是个人。不论是警或匪，都可以通过自身所拥有的权利来达成理性的解决。 香港警匪片以《警察故事》与《无间道》系列为例：《无间道》中主人公不论警还是匪都特别强调各自因身边亲友的羁绊而无法施展行动，强调家庭在警匪纠葛中的重要性，并往往成为主人公无法绕过的障碍。《警察故事》中成龙的警察身份导致身边女朋友受到伤害，匪帮间的地盘争夺也围绕兄弟之情展开，他们抓匪的“义举”总是多少带有些“私情动机”，而人物自身目标的成败也全在人伦脉络的稳固上，一旦他消灭敌手，困境就可以解决，而不必指向深层制度层面的缺失和对制度保障的询问。 再以公路片为例。公路片描述人物在陌生世界的流浪，遭遇形形色色的陌生人物，在集锦式的人物关系中，主人公成长起来。也就是说西方人的社交意识与交往欲望是公路片人物形象塑造及人格类型的重要心理来源。 西方人好陌生化社交。各阶层内部和阶层之间多通过各种社交活动结交不同领域的人物，并建立朋友资源实现地位上升，这样也是为了促进流动，防止阶层固化的危险。同时，现代大工业要求互不相识的陌生人建立快捷高效的协作意识，这就需要强化在陌生人社会中拓展人际关系的能力。这种西方的社交观尤其反映在好莱坞类型电影公路片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