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第一部谍战题材电视连续剧①是1981年播出的由王扶林导演的《敌营十八年》(九集)。这也是我国第一部电视连续剧。②其后，虽有《一双绣花鞋》、《梅花档案》、《无名英雄》(朝鲜)、《春天的第十七个瞬间》(苏联)等国内外谍战剧的不间断播出，但谍战剧在中国荧屏上并未形成创作与播出的热潮。2006年《暗算》播出后，谍战剧异峰突起，涌现出一大批同类题材电视剧的制作与播出。2009年《潜伏》红遍大江南北，紧接着，《永不消逝的电波》、《黎明之前》等优秀谍战剧踵事增华，在中国荧屏上掀起谍战剧播出的高潮③，2011年央视的开年大戏又是谍战剧《黎明前的暗战》。可以说，谍战剧是继家庭伦理剧、历史剧、戏说剧、古典名著改编剧、情景喜剧、军事题材剧等之后，中国电视剧创作的又一热点与鲜明的审美文化现象。这其中，优秀的作品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现阶段创作的高峰，形成了较为典型的创作模式，并由此拓展了电视剧叙事艺术的审美维度，在英雄形象的谱系与画廊中增添了崭新的人物形象，提升了以往同类题材创作的人文内涵。在将主导意识形态与大众文化相融合的叙事模式中，赋予文本鲜明的时代感和精神高地的现实意义，优秀谍战剧所提供的新鲜的文化内涵，无疑是不容忽视和具有分量的。但同时，它们也显露出诸多不足之处，因此，有必要对这一题材的叙事模式进行系统的梳理与反思，以使它们能够在今后的创作中进入更为开阔与深广的天地。 一 崭新而智趣的“谍语”叙事技巧 谍战剧走红荧屏并不是偶然现象。当下文化语境中，影视作品等大众文化载体要与主导意识形态形成某种包容、互渗与联袂。主旋律作品吸纳大众青睐的娱乐性元素，以增强吸引力与传播影响力；通俗娱乐作品则内蕴主导意识形态及其精神钙质与人文内涵，在当下中国的文化艺术图景中，这已是一种常规样态。因此，谍战剧的走红不难理解。因为谍战剧叙事系统中的悬念、惊险、枪战、斗智斗勇，以及隐蔽战线上舍生忘死的英雄形象，他们崇高而坚定的信仰，相关情感的演绎，恰恰使“娱乐意味”与“主导意识形态内涵”获得了自然的融合与衔接。可以说，《潜伏》、《永不消逝的电波》、《黎明之前》、《黎明前的暗战》等优秀热播谍战剧充分发挥与展示出叙事的技巧与智慧，将迭宕起伏的戏剧情节与平凡浪漫的生活诗意相融合，反映大时代背景下的时局变化，在引人入胜的戏剧情境中镶嵌与折射现实镜像，它们珠联璧合、相映成趣，充分满足了观众的审美情趣，赢得了大众现实的共鸣与会心的体味。因此，近年来的优秀热播谍战剧在叙事技巧上，比以往同类作品成熟，它们挖掘与拓展了电视剧叙事艺术的优长，新颖的叙事方式与内涵，恰当融合了主导意识形态与大众娱乐元素，探索出了谍战剧独特的叙事“言语”体系，创造出了崭新的、富于魅力的电视艺术文本。 (一)叙述视角 谍战剧故事吸引人，情节惊心动魄，在叙述技巧上，最重要的是叙述视角的选择。讲述扑朔迷离、拨云见日的情节，采用何种叙述视角是叙事的关键。“叙事角度是一个综合的指数，一个叙事谋略的枢纽，它错综复杂地联结着谁在看，看到何人何事物，看者和被看者的态度如何，要给读者何种‘召唤视野’。这实在是叙事理论中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问题。”④ 谍战剧讲究叙述中多重视角变换带来的神秘与悬疑色彩。间谍身份的隐蔽性、多重性，所置身的复杂环境，使视角的出发点、“透视关系”参差交错，观察的细腻度、层次感，更具“放大”效应。在叙事信息的发送与接受中，“症侯”、“隐喻”的叙述效果被凸显，它们暗含着逻辑推理、解谜猜谜、细节的穿透力，斗争态势的错综复杂，这样的叙事既“炫耀”着叙述者的智慧，编织着叙述的“趣味”，也考验着观看者的智慧，构成审美的愉悦。因此，全知与限知相配合，积极调动观众的“阅读”观看经验，使观众深度参与叙事，并适时吸纳观众的分析视角，是谍战剧叙事的重要“语法”特征。采用全知视角与限知视角相融合，是目前绝大多数谍战剧的叙述方式。全知视角使叙述者大于人物，纵横捭阖、灵活把控复杂的叙事，从故事的整体与全局上，叙述者知晓一切并掌握谜底与结局。这几部作品的全知叙事在总体上都以“章回式”的布局，用一个接一个的“重点情节”“小单元”编织了丝丝入扣的叙事网络，展示了事件演变的轨迹。那么，这一张张复杂的叙事网络，网络中的“紧关结要”、“疏而不漏”、“出乎意料”，以及人物关系的纠葛变化，就需要一层层清晰的叙述逻辑，以及叙事中的限知视角⑤才能完成。 与全知视角相配合的限知视角在事件的链条上，将一些关键性信息和精彩片断刻意隐瞒。由此，外在事态和深层原委之间出现了“空白点”和“未定点”，叙述便更显精致与委婉，也更考验叙述者的智慧。比如，在各谍战剧中，计谋的运用是必不可少的。计谋是“心机”与“智慧”的较量，它们必然隐藏重要信息，让剧中人或观众不知情，才使得叙事曲径通幽、别有洞天。《黎明之前》中运用了“苦肉计”、“美人计”等，特别是“反间计”的运用，将限知视角所造成的情节悬念与曲折展示得淋漓尽致。我地下党领导水手审时度势，看清国民党军情八局人员间的勾心斗角后，以生命为代价，精心策划诱导敌人“推理”出李伯涵是共党卧底，而真正的卧底刘新杰却是“清白”的。这一桥段不仅要说服敌人，更要说服观众，它必须具备情节的合理性与逻辑的严谨性。剧中以仅限水手一人知情的限知视角，层层推进，上演了出人意料又情理之中的乾坤挪移的大戏。犹如多米诺骨牌在环环相扣中已被精确推至终点，却又因大的时局变化导致的变数而全盘倒推回来，这是令人不可思议和惊心动魄的。叙事显然具有复杂性和智性的挑战。这里将前面所有线索归拢和梳辨，“理论推导”下，一切疑点指向的是李伯涵，而不是刘新杰。加之新杰在既定时间坦然出现在大家面前，更证实了上述推导的“合理性”——直到此时，所有“蒙在鼓中的人”才明白了叙述的目的。从新杰的视角才明白了水手的深刻意图；从局长谭忠恕的视角才释然了心中的纠结；从李伯涵的视角才明白了自己输在哪里；从八局“同僚”的视角才看到了他们想看到的结局；从观众的视角才明白了整个迷局的谜底。水手布设的传奇般的“棋局”，实际上正是利用了众人的心理才使行动步骤和人物反映一步步向着他的计划靠近。而对整体叙事而言，限知视角机智灵活的运用，才构建了叙事过程的变数、张力、歧义的复杂解释，使悬念所营造的紧张与焦虑持续绵延，引发观众探究下一步会发生什么，结局究竟如何的不可遏制的冲动与渴望。而一个精巧的计谋所辐射贯穿的“情节网”与连续性，也正符合了电视剧艺术的叙事规律，并在张弛有度、环环相扣的情节中显示出了谍战剧独特的“语法”修辞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