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入夏，在某一场合上，见到宁瀛，我对她说，想看她的新作《民警故事》。7月的一天，宁瀛打电话给我说， 下午在北影录剪楼的标放检查拷贝，如有兴趣可去看片。在那空空不足十人的放映间里，气氛既不同往日严肃的审片，也非热闹的记者看片会。放完以后，我几乎未对宁瀛说上一句有关影片的话就离开了。在1995一年的“十部大片”“大制作”的一片“大”声之中，这部小制作的小题材给我留下的是“回味无穷”四个字。（问△答○） △：从中国电影目前的现状和格局来看，《找乐》和《民警故事》构成了一个独特的形态。我很想知道，你对你的电影怎么看？ ○：我自己跟我的片子之间没有一个很清醒的、有间隔的关系，影片的风格、样式对我来说，似乎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只要我选好一个题材，一到现场，选择的角度就只能是这个样子了，我就想象不出同一题材的另一种样式会不会有，对我来说恐怕是不可能。就象一个人说出来的话是这样，写出的文字也是这样。真是文若其人。只要你老老实实地去说自己内心的一切感受的话，每个人都会有一个非常鲜明的风格。而风格于我是怎么形成的，一时难以说清，我有一点很明确：写什么样的题材这并不重要，但是一部不含太多杂质的、我的电影很重要。 △：记得上次在北影，我们谈过一次，《找乐》是写离退休人员的，《民警故事》是写民警的凡人小事，但实际上它们的主题都仅限于表面，而讲的是每个人的故事，那么你对主题的要求是什么？你有没有潜在的个人主题？ ○：可以说我有潜在的个人主题，尽管可能有好小说刺激了我的创作欲望，但我一定不因为此就决定拍这个题材，而是要花很多时间去体会是否真的感兴趣，跟本人的经历有着深深的共鸣，这个过程可能是在寻找一种认同吧，象老韩头、杨国力等等，都是要在他们身上看到自身的影子才会去动笔。为什么会选中某一题材？为什么一定是它而不是别的？这对我来说，是创作中的一个谜，经常拍过后一两年，回过头来突然才觉悟当初会选它。当时选《找乐》一样是凭直觉干的，后来片子出来后，很多人对我说：“你这个题材抓对了，写老人具有世界性”，很多这些说法令我耳目一新，是我在创作中从来没想过的问题，或者说写小人物抓对了，那是因为我也没碰到过高级领导人呢，只能就写小人物。（笑） 我能从老韩头身上感受到我的一切经历，1987年我从国外回来，对西方社会已经有了一定的了解和感受以后，突然间对国内有了特别深的留恋。你知道任何一个出了国的中国人想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能不能留在西方，总觉得那是一个物质文化更丰富的，令人向往的地方。我来回走了几次后，发现可能是在西方已经呆够了一定的时间，已经更多地看到了那个社会的弊病，也可能是我个人一贯对事物所持的悲观态度，使得我对任何地方到一定时候都首先看到它不利的一面，所以我想回来的决定是一个很清醒、很自愿的选择。再加上我上学已多年，对学业也非常厌倦了，就希望踏踏实实地干上几件事。当时正值出国热，很多人都劝我保持自由的状态，可是我觉得，无所事事的感觉不对。后来经过一番艰苦奋斗我总算被分到了北影导演室，每个礼拜到学习的时候真觉得幸福极了，特别兴奋赶紧坐在那儿学习，总算成了这个集体中的一员了（笑），这种描述不出的感觉对我触动至深。当然很快过后，又陷入了这个集体中的忧虑、被人管的烦恼（笑）。等找到《找乐》的话题后，我突然能够体会到老韩头退休后干吗要非得干一个活动站，干吗非得吵完架后还和那些人厮混在一起，他就跟我当时一样，你是从这种社会形态生活过来的人，已经被深深地打上了烙印，只能在这种约束当中生活，不可能有更理想的解脱。一个人退休后或象我那样从国外回来，没有单位，完全可以是最自由的人时，却要重新给自己找到一个生存环境，重新把自己放到那些社会悲剧当中去，重新再给自己放置在那些组织、规定、纪律中，然后在其中如鱼得水的生活，这就是生活在特定历史时期的人的无奈，绝对自由、绝对理想的状态是没有的。 在以往我们通熟的文艺理论中，“典型环境的典型人物”是一则经典的论述，而宁瀛则反复强调她的影片更多的是“特定时期的普遍形象”，一再说要排除“偶然性、巧合性”，这是对经典论断的否定和反叛，还是更深一层意思的认识或从另一视角的关注？ △：你所选择的视角从这两部影片上看始终是落在都市的角落上，人物既边缘又中心，能否谈谈你对人与生存环境关系的看法。 ○：我真是不会用一句话概括自己片子的主题，如果一定要说，我只能讲，是写在特定时期社会中生活着的人，象新现实主义那种“人与社会”的写法，可以有一种曲解，这也是《偷自行车的人》没有被说透的一部分，片子在当时出来，一哄而上被说的好得不得了，是一部最完善的作品。之后过几年再来看，会有更清醒的认识，说到底这部片子所写这个人的悲剧归结于意大利当时社会的失业状况，它的悲剧有个社会根源，我个人觉得这是它最大的失误，它把社会问题凌驾在人的问题之上了，实际上“人和社会”的关系远比这更复杂。因而，到了50年代，安东尼奥尼他们开始拍片后，就说，在今天的意大利失业问题已经解决，跟现在的中国社会一样丢部自行车已经构不成悲剧了，导致不了家破人亡，导致不了对社会彻底悲观的认识。把社会问题跟人的处境、跟我所认为的生存状态是应该区分开的，象写老人也好，写民警也好，是特定社会的产物，那么主题是什么？社会又是什么？倘若有距离感的话，我们今天看抗日、解放战争或“文革”时期的作品，总会以为能有一种清晰的头脑去分析它，或者至少是自视可以凌驾在此之上，觉得能看出问题是出在什么地方。而你生活在今天的时候，突然发现已经不能凌驾于当今社会和自我，经常会不知道自己是谁，你作为一个人及个性是被那么多因素所主导着的，包括身边的一切，身边的人和事，发生事物的顺序及社会结构，都不能简单地用拥护和否定判断它的时候，这才叫现代意识。影片的主题不仅仅是人，而是在这个社会状态中的人，从而也就写了社会本身。 △：相比较而言，《民警故事》的主题要比《找乐》开放得多。 ○：这仅仅是因为题材，题材决定了老人生活的局限性大。写老头，也可以写象黑泽明的《活下去》中那样的老人，主动的需要做一件事，使得他必然跟这个社会产生更多的联系，那么他就不是一个很普通的老人了。对我来说，我更喜欢写一个特别特别普通的典型，不附加那么多特殊性，把影片中的所有偶然都排除掉，让人们在不知不觉中去重新体验一下你活过来的生活原形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