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宏大与崇高作为一种精神资源 新闻纪录片时代，纪录片是泛政治化的工具，由于过于强调政治意识形态，解说词沿袭训导式语调，支配性程式是单一的“场景描述+观念拔高”，往往缺乏个人精神层面上的关怀。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纪录片逐步清理了与政治背景纠葛不清的局面，开始与社会实现了一种更为广泛而复杂的联系和互动，成为考察转型期社会文化变迁不可缺失文本。 伴随着社会语境的变化，在民族、历史和文化的宏大叙事背景下，中国纪录片开始追求崇高，强调民族生存意识，长江、黄河、长城等山川大河成为民族命运、人文历史的关键性深度象征，成为新时期重新凝结人心的精神资源。从具有中日合拍性质的《丝绸之路》(1979)、《话说长江》(1983)，到《话说运河》(1986)、《唐蕃古道》(1987)、《望长城》(1991)等中可以看到，“祖国风光观光”式的高昂歌颂语调，逐渐变化为更富有文化包孕性和历史纵深感的哲思品格。 以《话说长江》为例，这部影片被设定为这个集体言说时期的典型代表作之一。影片一改传统纪录片全知视角的说教风格，摒除了朗诵式的刻板播音腔，姿态更为平视。该片解说撰写人陈汉元就说，“这些作品都有一个共同的东西，就是在爱国的情绪上，都没有把爱国和爱国主义的字眼放在解说里面……但是最后表达出来的、让观众感觉到，哎呀，那简直是爱这个国家爱得不得了。从而燃起所有国民、爱国青年的爱国热情。”①以“话说”的方式讲述长江文化，形式上得到了突破，也契合了当时文化氛围和时代心理的诉求。其后的《话说运河》文化意识亦自觉而深入，不同河段的解说词都由各地的作家来撰写，还采用了主持人以相互交流的方式来串联场面。 《望长城》在中国纪录片史上的位置也是相当特殊的，有论者指出它是“屏幕上的革命”②，提出“在中国电视纪录片创作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③。纪实语言表述下的《望长城》不仅外在形态发生了变化，开始重视影像叙事性功能的开发，价值取向也趋向多元。影片中个体日常现场的出现及以长镜头、同期录音和人物跟拍为代表的纪实手法将中国纪录片形式探索推进了重要的一步。总导演刘效礼在拍摄时就提出，“为了刻意创新，要求：长城要拍，但更重要的是要拍长城两边的人。长城本体，只不过是一堵奇长的墙，象征着中国人的脊梁。因此，要舍得把笔墨泼在长城两边的人的身上。简而言之，借长城说国人。”④影片注重民间视角，对个人体现出一种精神关怀，历史叙述中也接纳了民间记忆，萌发出了难能可贵的民间本位意识。 回到80年代总体性的背景中，不难发现中国纪录片新样式的发生与电视传播空间的生成、观众接受程式、文化群落的聚集等外部环节密切相关，外部客观社会机制的影响与内部创作审美品质的二重性构成了80年代中国纪录片的内在精神与外在形式，中国纪录片发生了一次范式性的变革。在纪实思潮的带动下，经过纪录片工作者一系列艺术形式的探索，真实作为前提性标准得以确立，中国纪录片逐步恢复了纪实美学的主导地位。纪录片不仅被纳入到整个社会文化语境中，观众也逐渐恢复了对其真实权威性的认可。 二、日常生活作为一种深隐秘密 纪录片最终是人们自身的影像映象，它记录我们无处不在的日常生活，周遭世界的变化以及人们的现实生存状态，记录每个人看得见和看不见的世界。苏珊·桑塔格在《反对阐释》中说，“有些生活是典范的，另一些则不是，那些堪称典范的生活中，有一些吸引我们去模仿，有一些我们则带着一种混杂着反感、遗憾、敬畏的心情远远地打量。”⑤纪录片考量的正是创作者对“典范的生活”，或者“远观的生活”做出的反映，以怎样的视野和身份观看世界。由80年代末开始，一批纪录片的创作被命名为“中国新纪录片运动”，以《沙与海》、《藏北人家》、《龙脊》、《神鹿呀，神鹿》、《阴阳》等为代表的这些作品明显地抽掉了之前新闻纪录片叙述话语中空洞而浮泛的概念和词汇，也与时代宏大主题发生疏离，表现出对人们自身以及置身其中的日常生活方式，尤其是传统纪录片视野之外的“非典范的生活”的强烈关注。 从《生活空间》到延续改版之后的《纪事》，以及上海电视台的《纪录片编辑室》都拍摄了大量深入到日常生活，关注普通人的情感的作品。梅特林克在《卑微者的财富》中说，“日常生活中有一种悲剧性，它比巨大的冒险事件的悲剧性远为真实、远为深刻、远为符合我们真正的存在。很容易感觉到它，但把它表现出来却并非易事。”⑥《德兴坊》镜头对准的是上海老式石库门弄堂德兴坊里三户居民的喜怒哀乐，编导江宁在拍摄手记中记述，“‘德兴坊’实在太普通了，这里的人家实在太寻常了，普通得找不到令人激动之处，寻常得使你看不到闪光点，原先我满脑子诗一般的构想全部化为乌有，变为现实的、平淡的生活琐碎”⑦，“我们拍的都是琐碎、具体、实际的人和事，可是拍着拍着我发现自己不仅在拍人，而且在拍中国的文化，中国的习俗、道德、伦理，充溢在人的生活中。”⑧《远在北京的家》拍摄了五位安徽农村姑娘到北京做小保姆的故事；《八廓南街16号》拍摄了西藏八廓南街一个居民委员会琐细的日常工作，影片将日常性的基层工作和戏剧性开掘相结合；《幸福生活》是关于郑州火车站两名普通工作人员的梦想与现实的故事。这些作品都不同层面上开掘出了日常生活下的“强烈的事物”和“深隐的秘密”。一名合格的纪录片导演应当具备通过敏锐的艺术直觉与日常生活建立关系的能力，并揭示出这种关系的内在意义蕴含，这种关系也许是隐含的、或者不被注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