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J90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6522(2011)02-0016-07 一、歧义视野中的“新感觉派”电影论 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电影理论与批评实践中，曾经开展了一场历时三年之久(1933-1935年)的关于“硬性电影”和“软性电影”的论争。这场论争是由“新感觉派”文人刘呐鸥、穆时英、黄嘉谟和江兼霞等为主将的“软性电影”论者发起的，挑战和反拨以夏衍、王尘无、鲁思和唐纳等为骨干的“硬性电影”论者，提出了电影作为一种艺术的本质特征等命题，与左翼电影人进行了一次关于电影为何存在的辩论。如今，几十年过去了，“硬性电影”的理论和批评得到了不同程度的追述和阐释，然而，“软性电影”理论和批评一直被遮蔽在绝大多数电影史“宏大叙事”的阴影中。“九·一八”事变，尤其是在“一·二八”事变后，在“国家危急存亡”、“民族意识日益高涨”这个特定的历史语境下，难免地，电影史学家会把这场论争置于不同意识形态的政治集团斗争的视阈中，“软性电影”往往作为缺席者接受历史话语的否定审判。根据程季华主编的《中国电影发展史》的评判：软性电影论者宣扬、追捧的“软绵绵的东西”，是“企图杀害‘新生’的中国电影的生命的”，他们主张“制作荒唐淫乐的软性影片”。[1]近年李道新在其《中国电影文化史》中仍坚持认为，软性电影的实质“是为了反对和扼杀所谓‘内容偏重主义’的新生电影”。[2]历史的话语始终站在“硬性电影”这一边。在复杂的阶级斗争与政治斗争面前，两者是“围剿”与“反围剿”、“进步”与“反动”的对立双方。 近年来，有一些文章抛开政治视角，从电影本体的立场出发来重新审视这场论争，对“软性电影”基本持肯定判词，同时承认它的不合时宜性。李今女士认为：“软性电影论者的产品，在今天淡化了意识形态之后的文艺观点看来，正属于所谓大众文化模式的几种典型的类型。他们所提倡拍摄的电影，正具有着一种适应着商品规律和城市市民生活的大众文化的性质。但在当时面临帝国主义的侵略，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发展的时候，左翼影评人对他们继续展开的批判，无疑也具有着历史的合理性。”[3]在对“软性电影”重新检视后，钟情于“新感觉派”研究的黄献文进一步指出：“软性论者这时打起纯艺术的旗帜，要求电影与时代保持距离，主张电影躲到艺术的象牙塔里，可以想见其观点是多么地不合时宜。……但是他们尊重艺术的规律，探讨艺术创作应遵循的原则，重视艺术形式的创造，无疑应予以肯定。”[4]以上观点都旨在从电影艺术本身出发树立“软性电影”的正面形象，只不过在抗日战争爆发这一时代大背景的笼罩下，“软性电影”论者的先锋论断前途黯淡。 更有许多学者避开这场充满硝烟的“软硬论战”之历史文化语境，渐趋对“软性电影”理论进行正面的重新定位和价值重估。李少白先生在《〈中国电影艺术史〉提纲补叙》中对刘呐鸥和黄嘉谟的电影理论做了提要，并认为：“刘呐鸥的这些理论，撇开它攻击新兴电影的背景目的，就理论本身而言，在当时来说也还是有相当的理论价值的。”[5]郦苏元教授在《中国现代电影理论史》中开辟专节对“软性电影”作了论述，并认为：“‘软性电影’论是中国电影历史上一个复杂的理论现象，需要我们以今天的眼光并联系过去的历史来重新认识和评价它。”[6]胡克教授在《中国电影理论史评》中主要对刘呐鸥的电影观作了论述，并将软性电影理论列为1931-1937年的“三种电影理论共存格局”之一。[7]这些研究都是从“软性电影”论者的电影理论本身出发，撇开意识形态的影响，寻求其理论的价值旨归。 在今天的语境之下，我们倾向于不把以上分歧性的评价看成是意识形态上的对立，而是看成由于学术上出发点或方法论不同而产生的评价错位：一者是从历史和批评的角度出发，一者是从理论的角度出发。根据美国电影史学家罗伯特·艾伦在《电影史：理论与实践》一书中的观点，“理论家们总是抽象地处理电影问题的”，“电影理论对电影进行共性研究，而电影批评则从事于个别影片或若干组影片的特质研究”。[8]换言之，历史和批评针对具体电影现象(如作品、作者、思潮等)发言，除了电影艺术的因素，还必然涉及和具体电影现象相关的社会、政治、种族、性别等层面。而电影理论针对一般电影艺术规律发言，其标准可以是抽象的、纯美学的、形而上的。落实到对“新感觉派”电影遗产的评价上，前者自然会把它联系到具体的社会历史背景，而后者则往往会超越它所涉及的具体的历史背景。我们主张把“新感觉派”的遗产分成理论和批评两个方面(把批评和理论分开来)，对其理论上的贡献予以合理的肯定，对其批评上的错误予以揭示。这样才能较为全面地照顾到这一历史现象的复杂性。 基于以上立场，我们认为“新感觉派”的批评是一种“有理论”的批评，但是却是一种没有历史意识的批评。他们也许是仰仗“理论”意识的强势话语而有意拒斥“历史”意识的自觉介入。但是不管他们本意如何，其结果是他们的理论(颇为讽刺和带有报复性地)长期被历史所拒斥。或许，当历史翻开新的一页之时，我们有可能重新评价“软性电影”的理论遗产。 本文试图在已有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检阅“新感觉派”文人散见于民国时期各刊物中的电影理论文章，尤其得益于康来新、许秦蓁编的《刘呐鸥全集》(包括文学集、日记集(上，下)、理论集、电影集和影像集)，这一学术关注填补了刘呐鸥全部文艺事业历程描述的空缺，还有严家炎、李今编的《穆时英全集》。本文通过梳理、细读“新感觉派”文人在论战内外的电影理论和批评的文字，观照“新感觉派”文人的电影活动轨迹，试图回答以下问题：他们是否有自身的电影理论体系？他们与中国“宏大”电影理论是一种什么关系？他们的理论书写的文化渊源是什么？他们是否对中国电影理论的发展有独到的建树？期望以此揭示其可能存在的理论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