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影诞生于1905年,中国电影的历史仅仅是20世纪中国社会的一个折射面,长期以来电影被驯服成意识形态的奴婢。就人们所接触到的也最熟知的当代中国电影,因为女性导演的出场,激发了人们对电影和女性主义的外在化联想。但女性意识还处在非自觉的层面,并未形成主动的电影语言。几乎很少有女导演公开宣示自己的性别立场,并且还刻意地与此保持疏离——意识形态恐惧症,构成了意味深长的“大陆格局”。女性导演拍的电影并不一定具有性别意识,这是理论常识,但一种非自觉的女性经验的引入,就是说,在动人心魄的巨幅银幕上,人们终于可以和女人一起感同身受,在人道主义的维度之外(80年代的文化意识),还能体会属于女人的“性别经验”,这是当代中国电影的新鲜品质。 但所谓“性别经验”,早就跑在了理论的前面,性别经验与性别意识不存在同构关系,性别经验反而和历史经验更切近。20世纪的中国历史本身充满自异性,缺乏统一连贯的内在逻辑,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各自越界,跳出时间链条,混杂、往返、并置、颠倒、转移、变异,历史理性在此失效,历史幻影的叠加,正如女人的多重面孔一样,直切历史问题或者女人问题,都变得棘手而艰难。 性别话语的“殖民姿态”受阻①,这在年轻导演的电影文本中尤其突出,“性别身份”的故事被丰富的命运织体取代。“身份”的迷乱叙事,构成了经验和理论的紧张关系。当性别政治作为分析框架,作为电影文本的内在结构,如何从一种自觉、不自觉的“女性意识”出发,进入可沟通的可分析的交流话语,将“同一”与“差异”的哲学内核植入“性别”话语之中,这是某种历险。不自觉的“女性意识”是否在逻辑上自行解除了主体性的操控,操控与反操控如何并行不悖地出没在当代电影文本中,权力是如何流转的,差异的延宕与增值这些问题,本身就缠绕在华语、女性、东方、当代、男导演、女导演等这些称谓之中。因此,女性主义和电影并非一种缝合关系,并非一种看与被看的关系、怎么看和看到什么的关系,而是挟裹着理论和文本自身的内爆性的能量,撞击出更加新鲜的经验,更加另类的政治,更加陌生的自由。 被征用的女人 这些新鲜的电影文本,包括《太阳照常升起》、《色戒》、《苹果》、《红颜》、《无穷动》,如果从性别分析切入,必然会带来深切失望与愤怒,权力对抗在此周转不灵,压迫语法找不到贴切的句断。尽管总是男人们在决断,女人们一副听天由命的样子,伪装成文化建构的女人不是她们的初衷。伪装依然是主体性策略,是性别对抗的委婉表达,但周转、交换女人的现象,不管是社会批判还是艺术表达,其着力点依然是社会、文化以及历史。因为在导演那里不存在性别意识,而导演们和“女人”的关系就变得意味深长。 有关女人的故事,并非直接地内在于性别等级,更多的是从历史想象和社会伦理出发,比如《太阳照常升起》,“太阳”作为逝去时代的隐喻,“升起”的镜像就是陨落,导演姜文是在“追忆似水年华”,那些流失的纯真、浪漫、坚定与执著——艺术建构中的时代特点,凭借红色年华的个人记忆,批判当下文化意识形态,抵抗当下的沉沦。“女人故事”只是某种界面,他征用女人,来完成自己的批判叙事。但这征用,不同于其他的男权文本惯有的挟持、强制与操控,在这里,女人是“他”的梦,他以梦的方式,陈述自己的历史、女人观,权力宰制既非起点,也非结论,权力流转变得复杂而精微。男人在此并没有直接与女人发生关系。他们的情人是历史,他们的情敌则是女人。就是说男人们在装扮历史的时候,总有女人出来捣乱,破坏历史逻辑,在男权中心主义想象失败的地方,女人出现了②。记忆复现遭遇精神错乱,“疯妈”形象处于整部电影的中心,因为秘密被疯癫所包裹,因为父亲永远居住在发黄的照片里,儿子的寻找是徒劳的,为了理清自己的生命线索,他四处收集片言只语,但依然无法拼凑出一个完整的故事。主动的寻找变成了被动接受,真相就是母亲的缄默来自她述说的无能,于是他习惯了“疯妈”的坏脾气。历史的断裂出自女人的失常,坚定站在沉默这一边,就是说理性目光越是想刺探历史,就越是绕不开“女人之谜”,但悖论赫然醒目,女人是疯子,谜底深不可测。历史形象与女人形象重叠,社会批判的参照系本身幻影重重,追忆如果不是无能的表现,那么追忆就呈现为某种风格,疯癫就是女人风格之一种。 《色戒》依然是在疯狂女人的路径上展开,与姜文的“红色年华梦”不同的是,李安将“民国梦”与自己的“中年危机”对接,情欲之梦,作为匮乏的补充,必须设计出一个“为情献身”的女人,如果情欲是高贵的话。但《色戒》中的王佳芝似乎携裹着某种冰冷的意志,李安在理解女人的面向上显得诚心诚意,他把故事推演的力度放在女人这边,姜文却相反,因为他不愿意也不想去“理解女人”,因此疯女人可以说是导演放弃理解的症状。《色戒》中,“敌人”的面孔在发生变化,从政治瞄准器的敌人到卧榻之上的敌人,从客体性的敌人到王佳芝所表述的“钻到心里”的敌人,这看起来似乎是一个纯粹女人的故事——女人不懂政治,抑或女人因情而欲的俗套。要去想象历史的柔软身段——去意识形态对抗,必须经由女人,也就是说,不管意识形态化还是去意识形态化,历史叙事必然遭遇女人,必然征用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