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一个世纪以来，特别是1949年以来，包括中国内地、香港、台湾和澳门在内的海峡两岸四地电影，以相互分享的语言现实、家国观念、民间宗教以及历史资源和文化传统，在银幕上构建了并仍在构建着一个并行不悖、相互补足的民族国家的想象的共同体。跟其他文学艺术样式相比，海峡两岸电影往往更能促进中国观众以至全球华人的身份定位与族群融合，并极大地增强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和凝聚力。然而，在经济全球化的宏大背景下，在好莱坞霸权的电影格局中，海峡两岸有可能也有必要进一步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寻求共通的价值基础，在产业集聚与文化认同的交互视野中构建一个既有强劲的产业链条，又有深厚的文化积淀的合作共赢的电影共同体，以一种一体化的、自信开放的姿态，呈现出民族电影的主体性并真正融入世界电影的工业体系，以此最大限度地促进海峡两岸的经贸合作与和平发展，共建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与精神家园，并从根本上促进全球经济的均衡发展与人类文化的多样性。 时至今日，包括中国内地、香港、台湾和澳门在内的海峡两岸四地电影的发展状况及其内在愿景，已在很大程度上支持并促发政界、业界、学界和媒体等各方面行动起来，集中采取一种新的应对策略，亦即站在产业组织理论与文化地理学的角度，基于产业集聚与文化认同的交互视野，以促进两岸四地电影发展的共同体意识，从区域战略、文化政策与产业运作等不同层面，提出“两岸电影共同体”的构想。 在这里，“两岸电影共同体”是指由生活在海峡两岸亦即中国内地、香港、台湾和澳门这一共同的地理区域内，具有相同的中华民族意识与核心价值观念的电影从业者，通过互信互助、广泛合作而逐步形成、四方共赢的一种一体化的电影生态。“两岸电影共同体”的提出，既顺应了海峡两岸政治、经济、文化与电影发展的总体趋势，又能针对全球经济竞争与好莱坞文化霸权的时代境遇，更是受到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的“文明冲突”论，以及欧洲理事会“欧洲影像计划”与欧盟各国“梅迪亚计划”的直接启发，还与20世纪末期以来亚洲各国努力构建的“亚洲电影”或“泛东亚电影”论述保持着密切的关联性。 当然，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两岸四地特别是大陆和台湾之间在一些重要的领域还存在着不可忽视并较难跨越的敏感性、差异性和复杂性，也正因为如此，“两岸电影共同体”的提出，便旨在强化民族电影主体性的基础上寻求愈加广泛而又深入的共识，力图通过电影共同体这一渐成潮流的电影生态，化解两岸政治、军事、经贸、文化与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冲突和壁垒，使其以一种一体化的、自信开放的姿态真正融入世界电影体系，最大限度地促进海峡两岸的文化交流、经贸合作与和平发展，共建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与精神家园，并从根本上促进全球经济的均衡发展与人类文化的多样性。 基于产业集聚与文化认同的交互视野构建“两岸电影共同体”，首先需要在产业组织理论的框架里提出中国电影产业的集群问题，并从竞争优势的角度阐发两岸四地电影产业所应具备的地理集中性，为“两岸电影共同体”的构想奠定不可或缺的物质基础。 产业集群是指在特定区域里具有竞合关系且在地理上集中的有交互关联性的企业、专业化供应商、服务供应商、金融机构、相关产业的厂商以及其他相关机构等组成的群体。在《国家竞争优势》(1990)一书中①，美国学者迈克尔·波特(Michael E.Porter)把集群现象跟国际竞争力的成长联系在一起，认为集群不仅降低交易成本、提高效率，而且改进激励方式，创造出信息、专业化制度和名声等集体性财富，还能够改善创新的条件，加速生产率的成长，有利于新企业的形成。值得注意的是，在回答“美国为什么能在个人电脑、软件、信用卡、电影等产业中独占鳌头？”等问题的过程中，迈克尔·波特一度以好莱坞为例，指出，由于当地的电影和电视传播业发达，使得特技效果、道具服装和财物保险等行业云集，这些关联产业的质量和地缘优势又使得影城更有竞争力。波特还强调，在很多产业集群或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中，竞争者往往集中在某个城市或地区，而一个国家钻石体系的各个关键要素，往往都具有地理集中性。地理集中性会使产业集中的过程和产业集群内部的互动更加完善，使钻石体系各个关键要素的功能充分发挥。 随后，在《地理和贸易》(1993)一书与《世界经济的本地化》(1995)等文章中②，美国学者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主要通过美国制造带，如底特律的汽车行业、硅谷的高技术行业以及芝加哥、洛杉矶的国际贸易等例子，搭建了一个地理集中的模型。克鲁格曼认为，许多行业的生产在空间上相当集中。而集中是经济活动最突出的地理特征，这也正是某种收益递增的普遍影响的明证。 受产业集聚理论、“新产业区”及其相关学派与迈克尔·波特、保罗·克鲁格曼等著述的影响，特别是为了应对好莱坞的全球霸权，20世纪80年代以来，包括加拿大、丹麦、法国、英国、瑞典、澳大利亚、新西兰、韩国等在内的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均不断采取各种新的措施加大保护和支持本国电影产业的力度，并努力构建本国的电影产业集群。除此之外，面对媒介、电影和音像领域的跨国集团以及好莱坞各大电影公司的强大势力，许多国家和地区也已认识到，若要在全世界范围内发展电影和音像产业，所做的努力不能只停留在国家的层面，而是需要具有合作潜能的国家(与地区)和所有的影视公司共同协作，构建不同规模、不同范围的电影产业集群与电影共同体③。十多年来，欧洲理事会与欧盟就在朝着这个方向努力。欧洲理事会的“欧洲影像计划”与欧盟的“梅迪亚计划”都致力于为欧洲各国的国产电影提供资金支持并给予联合摄制权。它们通过资助发行商和影院经营者推动纯国产电影在全欧洲的流动，通过对专业人士的培训和深造提高所有欧洲国家的影视公司管理水平。与此同时，为了顺应韩国政府提出的“泛亚共同体”理念，韩国通过釜山国际电影节的成功举办，聚焦“亚洲电影”，为世界认识亚洲电影开辟窗口，为探索新的亚洲电影潮流提供空间④。中、韩等亚洲国家相关人士则在积极呼吁整合亚洲电影资源，使地理意义上的“亚洲的电影”真正转变为地理和文化双重意义上的“亚洲电影”⑤。
